据说01年之前中国作家所以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翻译得不好。毕竟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之中只有马悦然一位懂汉语。其他人都要通过翻译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比如今年读莫言——翻译即文本，译本即莫言。记得作家毕飞宇说过，文学翻译不同于“文件翻译”。后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骨子里是写作，一种很特殊的写作。”换言之，“文件翻译”大体译出字面意思就可以了。相比之下，文学翻译更要译出字面背后的东西，即要译出文字中潜伏的原作者的喘息、心跳、体温、气味以及节奏和音乐感。而这谈何容易。说夸张些，翻译既可成全一个作家，又可矮化甚至窒息一个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诺奖评审的确不是原作间的PK，而是译作间的比拼。
今年荣获诺奖的莫言本人也对翻译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二OO三年他在同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对话时说文学翻译大概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是二流作品被一流译者译为一流作品；其二是一流作品被蹩脚的译者译成二流甚至三流作品；其三是“一流的小说遇到了一流的翻译家，那就是天作之合了”。他紧接着说道：“越是对本民族语言产生巨大影响的、越是有个性的作品，大概越是难翻好，除非碰上天才的翻译家。”
幸运的是，莫言作品的译者应该都很够档次。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透露，莫言多数作品的翻译均出自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先生之手，“其精准程度令人信服”。莫言自己对此也有所知晓：“我现在知道我的小说英文版是译得不错的。因为葛浩文在美国是公认的汉学权威，没有人像他这么多地翻译了中国的文学。至于读者的反应嘛，香港理工大学的刘绍棠教授对我说过：你怎么碰到葛浩文的？他是最好的。英文版《红高粱家族》一出版，他就撰文赞赏，说葛浩文的翻译和莫言的原文是旗鼓相当，《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出版，是英译汉语小说的一大盛事。”顺便说一句，葛浩文在中国台湾学过很多年中文，是著名诗人柳亚子之子柳元忌的研究生，其夫人是中国人。莫言说“他的汉语甚至比我都好”。除了《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还翻译了《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等作品。作为法译本，杜特莱翻译的《酒国》得了法国的外国文学奖，该奖的对象是当年度一本最好的翻译小说。评论家栾健梅也在其博客中写道：“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莫言作品的翻译无疑是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而这，也令众多当代作家羡慕不已。”
尤其幸运的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等小说译成了瑞典学院十八位评委无疑最熟悉的瑞典语，译者是汉学家陈安娜。甚至马悦然也亲自上阵，应诺贝尔委员会之邀翻译了《透明的红萝卜》等短篇小说和若干散文。众所周知，马悦然不仅是瑞典学院的院士和评委，而且是声誉颇高的翻译家，其译文质量自然可以信赖。总之，莫言有幸获诺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作品有幸得到好的翻译家。翻译功莫大焉。说白了，假如没有好的翻译，莫言的作品再好也休想捞到诺奖。翻译绝非林语堂所说的好比女人大腿上的丝袜，丝袜再好，曲线美也是大腿的。至少就诺奖评审而言，翻译即大腿，即曲线美。
但另一方面，莫言作品中也有不必翻译或翻译以外的部分。那部分是什么呢？窃以为就是忏悔和救赎意识，这是其作品的灵魂。灵魂是不需要翻译的。
年纪稍大些的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和那以前有“家庭成份”之说，农村人一般分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四种。中农又多分出下中农、上中农两种。下中农是依靠对象，是革命主体，同贫农合称为贫下中农。莫言的“家庭成分”为富裕中农，应该就是上中农，属当时“团结、争取”的对象。而且，既然莫言曾经参军，那么肯定不会是地主或富农成份。但他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却为地主喊冤——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认为自己有地产而无罪恶，死后在阴曹地府尽管受尽酷刑，但仍不屈不挠地喊冤叫屈。这意味着，作为非地主阶级出身的作者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属性，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对灵魂的拷问和忏悔。实际上莫言也有这样的自觉：“我甚至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应该是超阶级的，尽管你在社会当中属于某个阶层，但在写作时你应该努力做到超阶级。你要努力去怜悯所有的人，发现所有人的优点和缺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多半是因为我们没有怜悯意识和忏悔意识。我们在掩盖灵魂深处的很多东西。”
在新作《蛙》中，主人公“姑姑”作为乡村妇科医生，曾给一万多个婴儿接生，是守护新的生命的天使。同时又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给无数孕妇强行引产，“毁掉两千八百个孩子”，甚至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那些被引掉的婴儿和死去的孕妇后来化作无数青蛙向“姑姑”复仇：“它们波浪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姑姑”最终嫁给了擅长捏泥娃娃的郝大手。“姑姑将手中的泥娃娃，放置在最后一个空格里。然后，退一步，在房间正中的一个小小的供桌前，点燃了三炷香，跪下，双手合掌，口中念念有词”——显而易见，“姑姑”超越了自己的职业属性和体制属性，渴望通过供奉那些栩栩如生的泥娃娃使自己获得灵魂救赎。
莫言在《捍卫长篇的尊严》这篇《蛙》代序言中明确表示：“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己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毋庸置疑，这种大悲悯乃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
应该指出，忏悔意识和灵魂救赎自觉正是很多国人所缺少的。大多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委过于人、委过于体制、委过于历史和文化传统。而莫言拒绝这样做。就凭这一点，他就有足够的资格进入世界级文学家的行列。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借助魔幻现实主义与现实以及历史与社会视角的融合，莫言创造了一个世界，所呈现的复杂程度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应可视为莫言获奖的主要原因。但我以为，深层次的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两个融合所催生的上述对主流价值观、对世俗的超越性和对个体灵魂的忏悔与救赎意识。此外原因还应该有其文体中近乎黑色幽默的比喻。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这样形容吃高粱面饼子时的生产队长：“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不仅如此，莫言作品中那天马行空无可抑勒的文学想像力，那长风出谷惊涛裂岸的叙事气势，那山重水复波谲云诡的语言风格，尤其文本中大跨度运行的撼人魂魄的思想力量以及思想背后涌动的对中国充满悖论的国民性和现代性命运的忧思和关切之情，都不能不让读者受到感染和为之动容。想必评委也很难例外，毕竟评委首先是读者。
（01．10．19）（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