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天有什么俘虏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蕾、丢失的帽子、金·皮多尼的旧唱片……”——这是村上春树《197年的弹子球》里的几句话。每当有什么俘虏我的心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起这几句既无文采又不连贯的话。近来所以想起，是因为近来乡下老家、乡下的花蕾俘虏了我的心。可问题是，这种因果关系之间存在必然性吗？
好了，还是让我乖乖承认好了，我恐怕还是受到了村上春树那位日本作家的影响。或者莫如说，较之影响，更近乎认同。尽管我的东北乡下压根儿不存在真正的玫瑰花蕾，我也不记得丢失的帽子，更不晓得金·皮多尼的旧唱片是什么劳什子。但这些无所谓，我所认同的是他藉此表达的一种广义上的乡愁，及其关于乡愁表达的修辞。
说起来，就村上接受采访的次数不算少了，几乎次次都被问及村上对我的影响。而我的回答每每模棱两可：有影响，又没有影响。说没有影响，是因为我“邂逅”村上时已经三十六岁了——村上时年三十九——你想，一个三十六岁的大男人会那么容易受人影响吗？反言之，轻易受人影响的人还算得上大男人吗？也就是说，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面，我也好村上也好，各自的心都已包上了一层足够厚且足够硬的外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说有影响，主要集中在这类感悟和修辞。其实修辞本身即是一种感悟，如上面我所认同的关于乡愁的感悟、关于抵达乡愁的偶然性路径的感悟。而且，那不仅仅是抵达乡愁之路，也是抵达自我之路和对自我的确认。于是，我的乡愁与自我在这里得到了鼓励、安抚和加强。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某种启示。启示即影响。
总之，我同村上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认同，启示，影响。至于村上的本意是否如此，一来无法确认，二来也不重要。
再以《挪威的森林》中大约人所共知的那句话为例：“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而我真正认同这句话，却是在译完这本书的十七八年之后父母相继去世的时候。坦率地说，在世时我并没有天天想起他们，他们去世后我几乎天天想起。也就是说，因了死而父母同我、我同父母朝夕相守。亦即，死去的父母作为生存的我的“一部分永存”。这一认识、认同固然不可能让我从父母去世所带来的痛苦和懊悔中完全解脱出来，但多少不失为慰藉。因为，既然父母作为我的“一部分永存”，那么就意味父母仍然活着，至少我活着他们就活着。同时也启示我，使我对死多了一种把握方式。自不待言，这与文本语境中的这句话的本意是错位的——作为文学，“错位认同”也是认同，也是影响。
“缺乏想像力的狭隘、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对我来说，真正可怕的是这些东西。……我不能对那类东西随便一笑置之。”当我翻译《海边的卡夫卡》译到这里的时候，我陡然心有所觉，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当下我的工作以至人生目标的一部分，就是“不能对那类东西随便一笑置之”，不能让那个时代重新降临到我们头上。这当然并非这几句话所使然，但这几句话对我非同一般是毋庸置疑的。这也让我体会到，一个人认同什么、接受怎样的启示和影响，同一个人具有怎样的精神底色或精神土壤息息相关。是它决定我们对什么一笑置之或不能一笑置之。或许可以认为，漫长的人生中，我们更多时候是为认同和接受某种什么做准备——必须拥有让某粒种子发芽的土壤。
进而言之，如果说村上文学翻译是一粒种子，那么衔来这粒种子的即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老研究员李德纯先生——先生认定我身上具有能使这粒种子发芽的土壤。而这，已经超越影响，属于提携后学的爱心和善举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无疑是幸运的。
至于村上、村上文学是否受到我的影响，回答也同样模棱两可：没有，也有。没有，在于对方不大可能在受到我的影响，尽管我和村上见过两次面；有，在于我通过中文为村上文学带来了第二次生命和无数中国读者。即使在经济上，谁又能一口咬定村上君今天的酒吧“埋单”完全不含有中译本版税银两呢？
（01．7．15）（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