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那一段日子我特别没有归宿感。没有，真的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不知道我属于谁，不知道将来我是谁。我如一个弃婴。
武汉大学的新闻学成以后，我不甘心回到铜陵，更不愿意回到无为，我已切断了后路，决不会回到最初。许梅云不知道我的去向，她以为我肯定回到了原委培单位，我们貌似轻松地告别了，保持联系。
那一段时间我的生命分成三块，武汉，铜陵，无为。
我经常坐轮船、汽车奔波，我行走在路上，思考在路上。我是三地动物。
贯通这三地的是一条长江，它把我生命缝合成一个整体。
我在对未来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赌博。未来是不确定的，未来充满着变数。
我去了很多地方，找到了一些愿意接受我的新闻事业单位，包括省城合肥，但滑稽的是，他们需要正式调动工作关系，才能录用我。而的工作关系在铜陵物产集团，他们说我无故旷工，不放我走。
我既不能回去，他们也不放我走。
我被锁死了。
锁我的，是一个叫做体制的东西。
我要假装失踪，在找到如意的单位之前。
我不能出现在物产集团，出现了，就要干活。我想找到更好的事业单位。但是，虚无、老张他们告诉我，事业单位都是人满为患，满世界的人都找关系想进来啊，各地各省各城都有壁垒，这就是他妈可爱的中国啊。只有路英海知道我的真实用意。许梅云辗转和我联系，问我安全着落没有，我说没有，我想换单位。她立即说她可以帮助我在武汉找一家报社，但我不敢去。
她正是热情似火的年龄。
某一个傍晚，我精疲力竭地回到无为县城这里，到了家，赵幸福给我拿出了几封信和几本杂志。
我拆开，是我又发表了一首诗或一篇散文。
我看着那些铅字，叹息着说：“隔了几年，我都忘记了，居然还发出来了。”
我把它们放在家里属于我的一只上锁的抽屉里。
刚才我用最后的十块钱里的八块钱，买了一点东西给女儿丫丫吃，而且是在回家前十分钟，顺路买的。看到丫丫兴高采烈地吃饼干，我想流泪，因为我是一个父亲。为了不流泪，我跑到了外面，一个人坐在小椅子上。
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招待我，吃到肉，喝到酒。而我的女儿，只能吃到我买给她的东西。
因为我的求学，家里早就出现了钱上面的窘困，但赵幸福总是乐观地对我说：“没关系，再坚持一年下去，你工作了，就行了。”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并不知道一年以后我会到哪里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世界呈现了它的不确定性，当然，也正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所以它很丰富。
我思考自己的前途，时时刻刻思考，不像在无为大堤时，只要按惯性生活下去，什么烦恼都没有。
我想再去找一些熟人借点钱，但我的名声已经坏了，外面盛传我是一个借钱的骗子，大家一个告诉一个，说只要我这个诗人来了，就千万不要让我说出钱这个字来。
是的，我借的许多钱已经到期了，但我没有偿还能力。
我只能不去见朋友。
我一生都很重视朋友之间的友情，但现在，朋友都视我如寇仇。做人做到这个地步上，也是惨透了。
赵幸福已经不敢说我。她知道我的为人，知道我的性情。
她不再是我的大学同学，而是我的老婆，一个知道我一切的人。婚姻是残酷的，婚姻把一个人的一切暴露给另一个人，婚姻让一个人私有另一个人。
因为我的性情，因为我的意气用事，我已经失去了许多特别好的人生机会，我变得一贫如洗，原本我的生活完全可以不是这样的，但我把它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她即使什么也不说，我也晓得她怎么看我。
毕业了，我不能长时间地在无为的家里待下去。即便是我爱的地方，我想寻找的归宿，我也不能无所事事地待在这里。无所事事地待在这里，就表明你无用。
沿海那边经济发展很快，听说那里能为我们这样的人新建立档案，我就想再去走一遭。
武汉大学的同学中，有浙江义乌的。我到了义乌，同学陪我逛了义乌小商品市场。那里摊位多，老板娘也多。每个老板娘手上都是重金属的金银首饰，个个都戴，只只都是黄澄澄的。同学家里开了两个厂子，他家里很富裕。他们以为我是来旅游的，热情招待我，而我却落落寡欢地离开。
我又从义乌到杭州，买票去广州。火车经过萧山、诸暨、义乌、金华、衢县、江山、上饶、贵溪、鹰潭、韶关、英德等地，有两位富阳的生意人坐在我的对面，我抽的是迎客松香烟，递给他们，他们还我以大中华。
两个富阳人是造纸厂的，去贵溪采购造纸化工原料。我们正说着话，恰逢旁边一个人是贵溪市的人大代表，他说他是造纸行家，我们几个人就谈造纸谈了一天。
江西境内山上有巨大的整石，那位贵溪人大代表说可以将它切割成砖。他指着沿途房屋给我们看，果然是那样。
火车在上饶站停靠时，有人从铁轨上拖出了一个双腿被碾断的人。
水泥站台上灼热无比，车上热得死人。车一开，就有点风。一停，就闷热。
到了广州，我在报纸的分类广告里寻找我人生的转机。
我在白云区动物园那里无目的地走动，在草暖公园午睡，在珠江边看游艇。城市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地狱。我又辗转去了阳江，又回广州。又从广州去深圳，再返回广州。
在白云宾馆前，我遇到了两个诈骗者。他们在地上扔一条金链子，当我行走到那里时，他们就假装拣到，而把我当作目击者，说见者有份。于是，拉我去旅馆分赃。上了天桥后，他们说以900块作价给我。
我对他们说我很想要，但我没有900元。
他们又说那就500元，我说我也没有500元。
他们接着说那你有多少钱，我说，我要走了。
夜晚，我在广州火车站的一张大广告牌后睡觉。那里有一棵大树，有一个悬空的水泥台，一人高。我好不容易找到了那样一个隐蔽的地方，就爬上去。车站广场人很多，即使是夜晚也有灯光。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安全的地方。于是，我就把自己放倒，躺下，枕着我的一只包，手把西裤口袋里的钱捏一下。那时，我竟然看见了天上有几颗稀稀拉拉的星，在南中国的天上亮着。当我手一捏钱的时候，天上的星星就出现了。
我的头脑里想到许多事，但最让我感受深刻的是困乏。
深夜，我们人类最瞌睡懵懂的时候，一辆大客车来拉客去住宿，我实在熬不住了，准备住宿了。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了韶关的旅馆，可那里居然住满了，车又把我们拉回到火车站广场。
回来时已经是夜晚11点多了。
困啊，今晚就在这里将就吧，这是天赐给我的好地方，反正是晚上，也不会丢脸的，人只在白天丢脸。我还年轻，又在外地，怕什么，天当房地当床，没有什么闯不过去的，在外面能省就省啊！
不过，火车站是是非之地，上厕所时能看到小偷站在那里猛翻包，公然把钱拿走，把其他东西扔掉。清早晨小店边，几个闲人看到有人把包放下，他们提起就走。这里是丛林，遵守着丛林规则。不过我的身体还行，对付几个歹徒还不至于吃大亏。不是胆大妄为之歹，看到了我这样的身胚，会走掉的。这样想着，我想睡，却又不敢睡。
睡不熟。
我在迷迷蒙蒙中睡觉，在胆战心惊中睡觉，在半戒备半休息的状态里睡觉，有很特别的感受。我很困。
我希望每十五分钟醒一次，生怕自己睡得太熟。
世界在一波一波地波动，地球在下沉，车站的整体灯光在我的意识里有时朦胧，有时清晰。
我睡在“统一祖国，保卫边防”的空中大标语的“一”字下。
迷迷糊糊中，有人用手电筒把我照醒，我用手挡着刺眼灯光。
那两个人问：“你是什么人？”
他们把我从头到尾照着，又看我的脸，来判断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不能回答他们，但我发现我的包还在，我不敢捏西裤口袋里的钱，怕他们是假装成值勤的坏人。
我刚才还沉在梦里，忽然就被他们惊醒了。
他们中间的一个说：“你胆好大，前一段就在这里，有一个人被刺死了。”另一个人说：“把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他们是便衣，又看我们都在阴暗的地方，就说没有身份证。
前面一个就说：“那你下来，跟我们走。”
我就下来了，跟他们走，希望走到亮处再和他们说话。
但他们已经不想和我交流。我不晓得几点了，手表也没有，电子表坏了。车站广场上人已经很稀少，大概是凌晨。光亮还有，前面的立交桥黑沉沉地在地面上卧着。我不想遇到麻烦，但我又必须跟他们走。
他们并不是带走每一个人，而是带走他们认为行迹可疑的人。
我被放置在一辆预备好的车子上，车子上已经有两个和我处境一样的人，都是男的。我想问带我来这里的两个人的准确身份是什么，但没有机会，他们在底下和一个民警说话，司机也在旁边。
车子拐了几个弯，到了一个地方。
那里的灯光也睡眼朦胧，有一个臃肿的女性说着广东话，要我们填表。我就填了。
收容者姓名：韦雄黄。
学历：大学以上。
政治面貌：群众。
配偶姓名：赵幸福。
家庭住址：长江边，无城。
底下是他们填的。
收容时间：1994年8月1日点1分。地点：广州火车站。
接下来她询问我是否有本地熟人，我说了大学同学祁春波的名字。
她又问了我一些事情，然后，她在过往历史一栏写下：无不良记录。
我的头昏沉沉的，我后来在一张草席上睡觉，昏黄的室内灯光下，我一下就睡熟了。我觉得这里安全。
等我醒来时，我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可我的熟人祁春波已经站在我身边了。我连忙说：“误会，他们误会了。”
祁春波顾左右而言它，道：“韦雄黄，你来我们广州怎么不找我？老丁上一次来就在我那里睡的！”
我说：“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不通。”其实，我没给他打过电话。多趟行程，我对广东省的交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祁春波陪我在海珠广场和南方大厦闲逛，又领我吃椰果，喝广式茶。他穿了一件红色T恤，兴致高昂，始终在唱李春波的一句歌词：我在广州挺好的。他到广州也不久，但他的语言里时时说广州是他的广州。就是这种刚到一座城市生存的人，对这座城市最有认同感。
他说：“大诗人，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我就晓得你不会联系我，我以前是不是得罪你了？我做人有什么不对的吗，你批评。”
我说：“春波，误会，决不是这样。你混得这么好，我这么落魄，我怎么好意思找你。”
他说：“屌，你名气比我大。老丁来找过我，虚无来找过我，老张来找过我，就你来，不屌我！”
他在一家信托公司做事，看得出，日子过得相当光鲜。我要他给我找事，他说，那还不简单。然后他真的给我找了活，明天就可以去上班，是一家金融公司。我不懂金融公司干啥，他说，你去了，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我说，我对钱一点不敏感，也没有兴趣。他说，可是你却欠了一屁股债。
夜深以后，我们成了朋友。
我醉醺醺地说：“春波，我是不是有病，我拒绝很多美好的东西，而喜欢在外面流浪。”
他说：“你是诗人，你代表我们人类生病。”
我说：“别讽刺我，你当年就瞧不起我们写诗。”
我想取道武昌，再坐汽车到合肥，从那里回家，许梅云也给我介绍了一份武汉的工作，但那样走，要绕道。后来，我从广州取道南京回家。
进广州火车站时，祁春波送我，我们已经迟到了，人太挤，他和人发生了冲突，我不再顾他，我被别人领着，花了0元的小费，才找到了进站点。全世界的人都疯了，跑到广州火车站来挤油渣子！我唯一感谢祁春波的，是他掏钱为我买了火车票。还给了别人小费。而他，回头正跟一个人打架。他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一路上，我都在想我人生的什么时候发达起来了，要好好报答他一下，要报答那些借钱给我的人，有恩于我的人。
在广东，我和很多公司的老板谈我的工作，要么是他们不要我，要么是我对他们的事业不感兴趣，这世界就是这样彼此乖离。
我想起了小闲，但她已经不在广东。她已经在人海茫茫中消失。以我当时的处境，也没有心情去找她。不过，如果她还在从化的话，我一定会去看她的。我们在这个拥挤的世界上行走，丢失了多少朋友啊。
回安徽的列车上，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剃着平头的青年，他是合肥人，说家住中市区，在海丰干摩托，有好几个合肥哥们儿在一起干。他最惨了，现在先回家去。
他说，海丰一带有大量的国外垃圾车、走私车、销赃车，还有白面和武器，都可以弄到内地来卖。但近来公安查得紧，遇到就没收，他们的生意拉倒了，一败涂地，现在想回家随便干点什么。
他是大专毕业，学电器的，人很小但已经在外面混过多年了。在浙江境内，他买了一只无骨鸡，非得要我吃，他还拿出几只熟透的芒果，要我吃。
火车上依然非常炎热，刚入浙江境内，有一阵雨下在车厢外，我和他都将头伸到飞驰的窗外，洗个天澡。
我们的汗毛孔被水浇通，又被强劲的风一灌，非常畅快。
车上还有一个打工妹回湖南，她长得很丑，就坐在我们一起，她脸上充满了回家的高兴劲，这让她非常动人和可爱。人总要被什么东西所激发，比如爱情比如亲情，才会生动可人。而我，则无比疲惫。
我们都在南京下车，我和他在南京大桥上拦车，他不认识路，我送他上回合肥的车。然后，我则在南京坐车直接回无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