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王直喜欢的东西还真不多。
从小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他对物质方面没有任何的欲望。更确切地说，他不愿意拥有任何东西。
在他人眼里越珍贵、越宝贝的东西，在王直眼里就越不触及。
就算是他通过这两年掌握的文物鉴定知识，收购入手了不少中国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岁月中，历朝历代遗存下来的珍贵文物。但没有一件是他个人想要私藏的，全部都放到了“双圣”博物馆里，对外展出。
可有一类的东西，他却有着浓厚的兴趣，那就是照相机，以及相关的摄影器材。
每次王直出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有时间，他都要到当地的二手跳蚤市场，去看看有没有看上眼、能入手的器材。
而陈国远、陆阳、沉少龙等，这些个朋友也知道他有这一好，一旦有机会，也会给他带。目前为止，王直手里有的各个年代、各种类型，不同国家、不同厂家出品的照相机、镜头、闪光灯等摄影设备已经不下两百多件，完全可以支撑起一个独立的展览系列了。
王直之所以对摄影设备有着浓厚的兴趣，完全是他儿时的一个偶然相遇。
在他很小的时候，邻居的一个老爷爷用一款国产海鸥照相机给他拍了一张黑白照片。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对那个小盒子非常的感兴趣。它是怎么能够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又怎么展示出来，就成为王直的想要探求的一个目标。
王直喜欢照相设备，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他的眼里，中国对世界摄影发展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公元前，墨子关于光线的方向性与针孔成像原理，是世界古代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摄影术已进入了实用阶段。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摄影家张印泉研制的一三五相机的各种长镜头，与后来德国人的产品构造原理相似。
五十年代，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照相机和感光材料工业。六十年代，研制成功中国的高档相机“红旗”与“东风”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照相机工业迅速发展。
有了这些研究后，王直就更痴迷于这项收藏了。不知不觉中，在他和贺左戎戎的卧室里、客厅里，甚至是李淑云的书房里，已经存了不下三百余台相机，大到原始的银盐照相机、伸缩调焦的皮腔照相机、可携式方箱照相机、历史上第一台一三五照相机，以及来卡、禄来、蔡司、哈苏等众多世界名牌，各种型号的照相机。还有红旗、东风、海鸥、凤凰等国产品牌相机。
此外，还有五百余只镜头，闪光灯、反光板等辅助设备更是不计其数。
看着三个房间，琳琅满目的摄影器材，艾瑞莎嘴角一翘，说：“直哥！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应该放到博物馆里，展现给同样感兴趣的人们。另外，你的这些宝贝放在家里，让小枫给砸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听了艾瑞莎的这番歪理，王直也没办法。谁让自己让她来负责“北窗空间”升级项目呢。
不过，仔细一想，王直觉得艾瑞莎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这些东西放在自己这里，也只是自己一个人欣赏，一个人快乐，不如放到展厅里供人参观。再说，这些个展品最终还是属于自己的。
当下也就答应了艾瑞莎的要求。看着自己多年收藏的心爱之物，被一件件搬走，王直还是很心痛的。
到了最后，王直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从冰箱里取出了一个包裹非常严密盒子，递给了艾瑞莎。
“这里有两卷交卷，这两卷交卷是我和你哥在法国巴黎的那个跳蚤市场买来的两台相机里带来的。我取出来以后，本想找机会冲洗出来，看看里面记录了什么。时间一长，我就给忘了，现在就全交个你处理吧。如果还能冲洗出来，照片也还不错，也是可以做为展品的一部分的。”王直想事、看问题向来非常全面、长远，两卷胶卷他都能想到如何发挥它们最大的价值。
听到王直这么说，艾瑞莎不由地佩服地点点头，接过装交卷的盒子，“直哥！我真是服了你了，这么深远的问题你都能想到。”
拿着两卷封存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交卷，艾瑞莎离开了四合院。
现在的人都是用数码相机，胶片只在极少数的摄影人群中才会被用到。她走了好多图片社都没有找到可以冲洗交卷的图片社。最后还是在章庆龙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帮北京摄影发烧友，帮她冲洗出了那两卷照片。
“莎莎姐！照片冲洗出来了，虽然颜色上有些偏差，毕竟交卷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不过照片质量还是可以的。”唐玉把五十多张稍显褪色的彩色照片推到了艾瑞莎面前。
这些照片，显然是两个人的风格。有三十多张是记录反映乡村生活的照片，有二十多张是记录一个家庭生活的照片。
以艾瑞莎在欧洲生活的经验，那组反映乡村生活的照片，很像是在德国拍的，因为照片里不时出现的红色尖顶的房屋，是德国乡村的特色建筑。
而另外二十几张作为记录家庭生活的照片，从人的服饰和家居布置方面判断，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影像。主要人物是两位看上去四十多岁夫妇，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
“这个人好像是拉宾。”一边的章庆龙指着照片上的那人说。
“拉宾？你认识这个人？”听到章庆龙叫出了照片上人物的名字，唐玉不由奇怪地问。
章庆龙一笑说：“我也不能确定，不过这个人非常像一个奥地利的画家拉宾。”
章庆龙曾经在奥地利留过学，学习绘画。虽然画没学明白，但对奥地利的一些着名画家都有所了解。时不时地还去参观一下那些画家的私人画廊。
“这个拉宾没有私人画廊，但他的却是一个非常有名、也是非常大的画家。”章庆龙说，“而且，这位拉宾的祖父是一位旅奥华侨，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一听到这个消息，艾瑞莎不由地的一怔，心里想，这样性质的一种照片实在是不适合作为展品，公开展出的。
想到这里，艾瑞莎问章庆龙，“二龙！能联系上这位拉宾先生吗？这样的照片我们要还给他。毕竟是人家的一份珍贵的记忆。”
章庆龙想了想，点点说：“我和奥地利那边的同学联系一下，应该可以联系到，只要来宾还在奥地利，而且还要健在。”
章庆龙说的也没错，从照片上看，如果两个人是拉宾夫妇，那时候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又过了三十多年，现在也应该是八十岁左右了。健不健在还真不好说。
艾瑞莎也把这个情况电话里告诉了王直。
王直对他的做法也非常赞同，还特别交代，如果对方还想拿回那台相机，就还给他。
有了王直的肯定，艾瑞莎心里就放心了。
带着照片，在回“北窗空间”的路上，艾瑞莎还有心情到一家她经常吃面的面馆，要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吃。
“老板！我要……”
刚走进面馆，还没等艾瑞莎说完，里面的老板就笑呵呵地插口说：“一碗鸡蛋面，五个牛肉丸，不要香菜、不要蒜，多放葱油是吗？”
“呵！呵！呵！”一阵的娇笑，艾瑞莎点头说：“是的！”
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来自山西的小老头，在北京开店已经有二十多年。除了能够做的一手香飘四溢，引得街边流浪狗驻足门前徘回的各种面条，还是个记忆里超强，很爱和顾客拉家常的好买卖人。
看着艾瑞莎选了那副她经常坐的，临窗、能够看到后院那株葡萄藤的桌子坐下。
可还没等她做实在了，面馆老板就笑盈盈地走了过来，用略带些许山西腔的普通话说：“姑娘！实在不好意思，今天这张坐姿有人提前订下了。”
一家只有五张桌子的小面馆，还有人提前订桌？这也太令艾瑞莎感到好奇了。
再说，五张桌子的大小、样式完全一样，就连配的椅子也是同款式的。
想到这里，艾瑞莎并没有马上起身，而是抬头笑盈盈地问老板，“老板！我挺好奇的，你这个面馆里的桌椅都是一样的，怎么还会有人要订桌？”
这个问题疑问出口，老板的眼睛就放光了，说：“这可是我的老主顾，也是老朋友了。说话已经有五、六年没有来我这里吃面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可就在今天一大早，他突然来了电话，说今天中午要来我这里吃面，他特意告诉我，要坐在这张他以前总坐的这张桌子上。”
一听老板这么一说，艾瑞莎理解了。人老了，都是有怀旧情怀的。一本书、一支钢笔、一首老歌……都是他们留恋的东西，当然也包括这里的一碗面条，这张他以前经常坐的桌子，还有窗外的那株葡萄藤、那处风景。
想到这里，艾瑞莎也很善解人意地站起身来，笑着走到了对面的一张桌子坐下来，静静地等着她的那碗鸡蛋、牛肉丸面。
正在这个时候，门口传来了一个深沉、嘹亮的声音，“王叔儿！来玩儿牛肉面，多加葱油，五个牛肉丸。”
充满磁性的男中音，让艾瑞莎不由自主地抬头向门口望去。
一个高大健硕的男人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