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学期一结束，九三级经管、法学等专业的学生们，就如早春昭苏之万物般蠢动起来。他们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的典型试验品——师范院校招收的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且每个专业又都是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最需要最被看好的最狂热的专业。
我国改革开放后，允许公有制和私有制合法并存，于是乎，外资企业及国内私有制企业的逢勃发展起来。那些私有制企业对人才需求的现实，使我们改革的决策者，不得不一边鼓励人们放弃铁饭碗“下海”，一边对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和分配方案作调整。1985年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打破过去高校全部按照国家统一计划招生，学生毕业后又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规定；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和招收少数自费生等三种招生方法。不久又允许各高校招收自费的脱产成人教育生。如果说委托代培生和自费生是教育改革的试验品的话，那么脱产的成人教育生即成了牺牲品。成人教育所开设的专业有的与正规教育所设专业一样，有的是正规教育从未有过的，五花八门，看起来更前卫更能满足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如市场营销、文秘、计算机应用、房地产管理及营销、法学、经济管理、工商管理、会计、物流管理、土建、服装设计、室内装簧设计、证券学、金融学、电子制造等等。成人教育对当时高校来说，是次教育品，却是金矿——国家允许高校自主开釆的无制约的金矿。教育体制改革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是在小学到中学阶段实行免费的普及的义务教育，到大学阶段是收费教育；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却反其道而行。我们把教育资源重点放在教育的最后阶段，或许是为了培养尖子人材，似乎无可厚非，可是这种人材的培育方式，与人类造人方式类似。人类造人时，一大堆的小蝌蚪，争着进入生命之宫门，无法进入者，有如我们小学、中学收费阶段相当部分“劣质”者（没钱缴学费者）给淘汰了；进入宫中后，又有更多弱者被弃，有如我们落榜的考生；余下极个别的强者才有机会与卵子结合，造出人来，有如我们的大学生，成了天之娇子。改革前，我们大、中专院校所需的一切费用，也完完全全由国库买单。但是，单靠计划性划拨的相对透明且少的经费，制约着那些院校有权用钱的人的“自由”以及学述的发展。改革后，正规教育中所规定的招收委托代培生和自费生的名额，是受到国家限制的、较少的，学生所缴的学费也比成人教育生少得多。而成人教育的名额，国家几乎没有限制，由各校自主。成人教育生实际上是青一色的高考落榜生，并非暂时脱产再深造的社会职业人员。于是，各高校均不示弱，都盲目地开设一些与经济社会有关的专业(不管师资和教材是否能满足)，大肆吸金。最搞笑的是九二、九三年入学读经济管理和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了。一九九二年，我国的经济体制还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九九三年，改为“市场经济”，一下子否决了原先“计划”。一时，我们那些学生和教师都无所适从。全国一下子找不到“市场经济”学的相关教材。我们的教育队伍根深蒂固的反“资”思想，一下子也被迫改变了——他们不得不到处寻找外国先进的教材，学习和了解人家“市场”的精髓。
罗成炳就是那个时期的试验品。他们的专业学制为二年，第四学期一开始，即春节一过，他们这批试验品就被安排上市试销——实习。原则上，学校要求学生自找实习单位，地点不限，时间一个月，工作内容、性质不限，只要实习期满后，按时返校上课且交上一份‘工作’总结、一份实习报告则可。倘若实在无法自找实习单位的话，学校可统一帮忙解决。自找单位实习的，放寒假前学校统一发一份学校的介绍信和一份调查表格，要求各实习单位给他们的试销品打分——为确保打分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实习单位必需加盖公章。赵白云向罗成炳提议让学校统一安排，一起在桂林实习，罗成炳不肯。他满蓄大志，决定放弃所谓的实习，想好好地利用这个月的时间，真正去触摸触摸社会，为半年后真正走上社会做准备。
春节欢快的气芬还未散尽，罗成炳便挤在打工的人潮中，到了广州，到中山大学找阿空，寄居在他的宿舍里。一进中大，罗成炳就感到‘开放’与‘传统’的强烈差别：同为大学，中大到处可听到同龄男女腰间BP机的响声、学生们谈兼职、评股市行情之声，一片充满生机活力的景象；而王城师大，没有见到一个学生有传呼机，更无法听到什么升跌之类的话题，显示了它的闭塞、传统和死气沉沉。他自然而然地拿两所学校作各方面的比较，比来比去，比出他自己的窝囊和悲哀来——似乎学校的差，是给他人生抹了黑。尽管桂林有甲天下的山山水水把王城师大环抱在中心，也无法为他争到足够的荣光，洗刷他心中早已生就的羞辱，他又一次恨自己不争气当上了“试验品”，更恨对他进行试验的人。更令他感慨的是，两间学校对“性器”问题的处理，截然不同：中大思想前瞻，不怕出乱子，把两种性器混杂着放在一幢楼里隔壁而居，且没有什么“宏观”手段，男女可自由串舍互访；王城师大呢，别说让男女同楼栖息，邻楼也没有，男女要划地为界、分区而治，女舍区还配有高围墙大铁门，外加几个门卫二十四小时站岗守护，谢绝男生入访，所以雄性器官插翼也飞不进去，绝对不用担心两种本是相互吸引的性器，会混杂粘连其中。
每天早上，阿空一去上课，罗成炳也就离开他的宿舍，在中大后门坐船过江，到北京路一带悠转。早餐、午餐他都在外面自行解决，晚餐才赶回中大与阿空一起在学生食堂吃。一连五天的早出晚归，他跑遍了大半个广州市，参加了几场大型的人材市场交流会，他汗颜了、失望了。在这里云集着全国各地的学子人材，似乎永远都是供过于求之势。前来应聘者中，又绝大多数是本科以上学历的，也不泛硕士生、博士生，且个个要么是英语过四、六级，要么就是电子、计算机等理工科专业的精英，要么又都是名校的高材生。而他罗成炳呢？虽说所学专业曾一时被社会看好，可是二年制的专科算个什么屁？别看象他罗成炳者诸众，也算捞了个“天之骄子”之光环，耀刺过世俗之眼，也曾使那些“死抓草丛戏水”而了无生机的师范生们慕妒得红了眼；可是，在“天父”的眼里，罗成炳他们之流，压根儿只算是他庶出的三流“天子”。他们虽说是代培生，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自费生。当时，在高校里，一等公民是公费生——一切费用由国家负责，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成为“国家干部”；二等公民是代培生，一切费用由国家或具体委托代培的地方或用人单位支付，在校与公费生享受同等待遇，毕业后，由委托方按代培的有关规定安排工作；三等公民是自费生，一切费用自个承担不说，毕业后，工作要他们自找；末等公民当然是脱产成人教育班的学生了，他们象自费生一样，一切费用自负、工作自找外，但还是在印记上比自费生低了一个大大的档次——自费生的毕业证书与公费生、代培生没有两样，都是由国家教委统一印制、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而成人教育班的学生的毕业证书，是由地方教育部门印制的“高等成人教育毕业证书”，虽说这种文凭国家也承认，但因省份不同而异，可谓花花绿绿、五花八门了。在当时的学生中，一级瞧不起一级，最后的那些末等公民们被压扼得几乎抬不起头做人。这种等级的意识使得凸凹两种性具的组合，发生了畸变：高级别的雄性器官若想找低级别级的雌性器官，相对容易，而低级别的雄性器官若想找高级别的雌性器官却被笑为“懒哈蟆想吃天鹅肉”，难！
罗成炳想不到会有这么人多想“下海”争食，知道自己那点所谓的专业知识，是无法拿出来与别人比的，因而忧郁满腔。甭说他，就拿他们班中专业成绩第一、第二的赵白云和亦彤彤来说吧，懂些什么呢？他们学过证券学，知道“股票”这一概念，却不知指数为何物；学过计算机应用，除了懂得用WPS系统，一分钟打二十多个字左右外，其他方面是一巧不通的；学过会计、审计、统计学原理，可是会计报表都难以看得懂……这也难怪他们。譬如证券学，你叫他们如何学得精？当时，我们国家引进了“股票”，也于1987年9月在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1990年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正式挂牌开业了，可是我国当时有多少真正懂得证券操作的学者、专家呢？别说相关的师资、教材缺乏，就是我们国家层面的有关决策者、操作者，都要花长时间去不断摸索、研究，甚至往后的十多年内，都无法制定出相应的相对完善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成熟的标准的操作规程来。罗成炳不知道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只是下意识地憎恨起那些把他们当成试验品来试验的人。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不再去人材市场，而是成天价泡电影院，想借沉淀自己浮澡的情绪，忘却心中的羞辱。广州茫然无望了，第八天，他决定按原计划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深圳去看看。
深圳特区是由几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及其所属的一片荒山野岭，脱变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这里敛集着大量的财富和人才，成为国内新的移民城市；无论是城市的规划、建筑物的高度、街道的宽度，还是绿化、卫生方面，老城广州都无法与之相比。
站在陌生、繁华而又忙碌的街头上，罗成炳茫然无措。他首先想到的是买份市区地图，找个合适的旅馆，卸下身上行李之赘，洗个脸、稍事休息，再出门去触摸这个陌生的都市。问过几家普通的旅店，单个床位，至少都要一百五十元一夜，包租一个房，至少要二百五十元。罗成炳作梦也不敢相信，人民币一到这座新的移民城市，就这么大幅地贬值。在桂林，与这同等级的一个床位、房间，只需花这里价格的五分之一的钱便能租到。他暗自掂量着兜里的“父母血汗”，脸有愧色，不敢肆无惮忌地潇洒了。心灰灰地离开旅店，茫然地走在街上，他由自己羞涩的衣囊想到“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又由这一概念想到了工人阶级，再由工人阶级想到工人文化宫来。在桂林的工人文化宫内，有全市最低消费的影视院、溜冰场和招待所等。他想，深圳这个“资本主义”色彩严重的都市里，如果还有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宫的话，那么里面应配置有招待所，且多少还应有点社会主义本质的残存——少点阶级的剥削，消费会比外面明显低吧。他忙在地图上寻找，然后迫不及待地按图索骥，赶往人民公园路的工人文化宫。果真，这里的房租比外面便宜，罗成炳权衡一会，用一百元整租了一个间最便宜的单人房。然而，当服务员带他进房后，他脸上因“消费者剩余”所带来的喜悦，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那是楼顶的违章建筑物——用塑料板搭成的简易房，每间约五平方米，内置一张木板床、一张小几、一只脏热水壶和一台古董的电风扇，除此之外，想找一个凉挂衣服的东西都没有，所有行李要么放在床上要么塞住过道或塞到床下。楼顶没有卫生间、浴室，洗漱撒拉都要下到正规楼层去争用公厕或澡房。罗成炳看着这不够二米高的屋顶,轻轻敲了敲单薄空洞的墙壁，遥遥头，无奈地把行李丢在床上。罗成炳说席、被可能脏了，提出要换，服务员说都是早上换过的干净的,不肯换，他又提出要一个水桶和几个衣架，服务员不耐烦地用粤语咕噜了一番，然后才用普通话丢下一句“待会给你”。罗成炳一时气起，角起三角眼，盯着服务员如血红唇，猜测着从中吐出的粤语的意思。他心中骂道，这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素质如此之低劣，枉生一副姣好的皮囊，她的装饰、神态、红唇，无不表白了她对金的崇拜和贴服，以及对穷的鄙薄。罗成炳恨自己现在手头没有几十万，否则，他会当即拿出一叠来砸在她的脚下，叫她乖乖地除去所有的衣物，然后他向孙行者借招，把自己的家伙一下子拉成一米长，狠狠地戳穿她的下身，看她还敢不敢鄙薄象他那类占中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无产阶级同胞。
水桶终究没有自个儿长腿跑上楼顶来，罗成炳还得再次下楼到服务台去要，顺便从五楼提了一桶水上来，洗去脸上的倦容，梳耙好头发，带上所有的钱和照相机，快速逃离了文化宫。他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想尽快对这座城市有个基本的了解，便第一时间先到最繁华的地方去。他在国贸大厦泡了几个钟头，观览了所有的楼层、柜台，什么也没有买。可是到处都是的广告词、迎客语、条幅、鲜花，告诉他，今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公历的二月十四日——进口的情人节，即两节合二而一。这无疑加重了他对赵白云的思念。出了国贸，随意在街上买了点饼干、水果充饥，转赶到东门街，悠逛了几个小时。然而都市的繁华非但勾不起他的向往，反引起他的凄怆和落寞感——这种复杂的情感，是由于都市的铜臭气息与家乡茅房霉气之差别酿成的。落寞伴随着孤独，孤独催生了倾诉的欲望，可是在这个陌生的都市里有谁会听他诉说呢？
下午四时左右，本已阴冷的天，又飘起细细的雨丝来。罗成炳丢开潇洒的姿态——扣上西装的一个衣扣（公共关系学中说着西装不扣衣扣代表潇洒），两手插在裤袋里，微缩着脖子，在雨中继续阅读着这座都市。这时某商店播着的诱客歌曲，正好是文君君向他推荐的叶倩文的《曾经心痛》。他跟着唱了起来“路上行人匆匆过，却没人能会回头看一眼，看见我走在雨里，你也不会在为我心疼。曾经心痛为何变成陌生，爱情就象人生不能重来……”过去他曾多次跟着放音机唱这首歌，可怎么也进不了文君君所说的那种意境中去，然而，此刻，茅塞顿开，完全领悟了旋律的奥妙，进入了歌词的意境中去。他畏缩着走在雨里，由跟着哼哼到放声大唱，心情迅速地滑进了悲伤的低谷；很快泪水和着从头上流下来的雨水滴落在街上。雨丝变成了叭嗒的雨点，人们争着拥进街两边的店铺去躲避。罗成炳一边抹着脸上的水，一边跟着人群闪进了一大厅。这是深南大道的邮政大楼。罗成炳想，今天是双佳节，既然撞进这里了，何不打一个电话给白云，一寄思情二送祝福呢？他走上二楼，预交了一百元按金，领了一张卡，进了一间隔音房。接话的正好是赵白云，他先向她送上节日问候和祝福，然后，一边诉说着心中的思念，一边述说着他乡所受的委屈，说着、说着，不禁哭出声来。电话那头的赵白云百般安慰、劝说，可是效果与期望的相反：越劝他的哭声越大。赵白云怕他在异乡伤心过重，同时自个儿也无法自持了，勉强挂线；可是电话刚放下，又迅速响起，一拎听筒，罗成炳的哭声又灌进耳朵，她只得边背着家人抹泪边劝慰罗成炳。这样，几次收线又接上，一个大声哭诉，一个无语暗泣，一直打了近一个小时才勉强结束的电话，结帐时罗成炳支付了六十多元话费。
黄昏，罗成炳回到工人文化宫,想洗澡，没有洗发水、香皂，懒得再上街，下楼提了一桶水上来简单洗漱。开始时，他脱去外衣，只穿着裤叉在自己的房门口抹擦，后来想，反正整个楼顶只有自己这个光棍客，脱光无妨。于是，他一下子除去所有的遮丑物，直接泼水在身上揉洗。见门口被弄湿了，他干脆把桶提到毫无遮拦的宽敞处洗。先时,他还有所害羞，小心地环视着周围，蹲下来借着水桶遮住下身，生怕被周围各高层建筑物里的眼睛看见；一会儿后，所有的传统、羞涩都被忘却了，他直起身来，高举着水桶，把剩下的水从胸淋下去，然后拿着空桶原地站着胡思乱想，久久没有放下。他想，自己空有这么一条一流的东西，很多时候却都处于闲置状态，岂不是一种资源的极端浪费吗？他放下桶，把毛巾丢进桶里，边不停地做三百六十度的旋转，说：“看吧，你们看吧，一切免费的，看个够吧！这是世界一流的！”这时，他是多么的希望四周所有的窗口、门口都长是眼睛，都在看他，欣赏那一流的。他走到栏杆边，对着街面喊：“看吧！”可是没有人在寻找声源，他有点失望了。看着街上匆匆的行人和如甲虫般的车流，他又想，如果孙大圣肯借他法术的话该多好呀，这样，他就可以把这家伙变大拉长，或铺在街上，让车在上面行驶，人在上面踩舞；或把它竖起来盖住这座都市地标建筑——帝王大厦，把这个都市的眼光全盘吸收，让男人羞死，让坏女人仰慕却又不敢高攀……不知裸伫了多久，感到周身都在发冷了，他才记起要穿衣服，便提着水桶回房。还未来得及穿衣，女服务员带着一对人上来开了隔壁的门，他忙虚掩了门，钻进了被里。他想，妈的，为什么不早点来，早点就好了，让你们瞧个够才爽呢。
听着服务员的拖鞋声渐渐远去，罗成炳恨恨地低咕着：想不到又来了一对受愚弄的人。这对是什么人？为何也如我一般？被愚弄的感觉，扫光了阶级的感情，他不再对有着伟大无产阶级色彩的工人文化宫产生亲切感，反而极其反感。他在床上幻想着报复的计划——把所有在这座文化宫里工作的女人全部绑在一起，脱光衣服，先逐个戳穿、捣烂她们的下身；把在这个文化宫工作的所有男人的东西都割下来，丢进硫酸池，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想女人……他无法自持了，一个翻身，把棉被当成是那服务员，动作起来。一会儿，他突然惊弹起来，下了床，匆匆穿上衣服，提着水桶直奔下楼到澡房去洗。原来，他想到了卫生问题，生怕席、被不洁，染上了性病。夜里，他不敢习惯性裸睡，一反常态穿上了厚厚的长衣长裤。回到房里，隔壁传来呢喃细语，他忙屏气熄灯，悄悄趴在早己被别人用烟蒂烫出的壁孔处偷窥。精彩，那几个小孔正好让他看到对方床的中间段。
次日十点多钟。罗成炳懒洋洋在起床，退了房，匆匆赶往罗湖火车站坐车折回广州。这是他在执行自己夜里临时的计划。昨夜，他想，深圳的消费太大了，住房一夜一百元，加上伙食费、车费、人材市场入场费等，一天下来最少要一百五十元，自己的口袋难以承受；若死撑十天八天下来，回学校后，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再说，自己对这座城市绝对陌生，不知几时才能真正打听到有关人材方面的信息；即使打听到，参加了，又能如何？估计情况不出广州之左；何况自己还未真正毕业，假使真正有工作，也不能马上去做，有谁会留着职位等你几个月呢？他认为与其留在深圳不如回广州去潇洒地玩个够。
见罗成炳在宿舍里，阿空有些不敢相信，喏喏了几句，忙带他一起去吃饭，边吃边叙。阿空问他原计划去深圳一个星期，为什么才第二天就回来了。罗成炳把在深圳的情况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阿空要他别再到其它地方找什么了，留在广州好好地玩个够，等实习期过后直接回桂林去；工作嘛，等毕业后再慢慢找。他又天天早出晚归中大，然而，泡了一个星期的书店、影院后，再也耐不住了。最后，他在北京路为自己和赵白云各买了一条中档领带，提前回桂林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