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幼小时，都是跟着父母吃家常便饭，从来不买饼干炼乳之类的儿童食品，也不知道还有那些好吃的东西。只要饭桌子往炕上一放，我们一下子都围上去，就像一群小猪崽儿挤在猪食槽子四周一样，只顾低头猛吃，也不管菜饭有没有香滋味。等发现饭盆里光了，盘子里的菜也没了，才不得不放下筷子。有挤不上桌的，只好站在旁边吃，有时连菜也吃不到。母亲时常感叹，“这一小帮儿，啥时候才能喂大啊。”
母亲生下四弟福全的时候，营养严重不足，没有奶水，只好用“布汁”和土豆喂他。不知道“布汁”是不是母亲的发明，做法是把没有完全煮熟的玉米大碴子，从饭锅里捞出来，趁热舀一羹匙，倒在一小块干净的布上裹好，搁进嘴里嚼，嚼的越碎越好，然后拿出来挤出汁液，喂给福全吃。家里不能顿顿都煮大碴子，土豆也成了福全的主食，烀了或者烧熟，嚼成糊状喂福全。
母亲满月后出去打零工，由辍学在家的三姐喂福全吃这些东西。三姐说，嚼布汁时不只是烫嘴，还影响喘气，同时还要特别留意不能吞咽，因为吞咽时就把布汁吸出来自己咽下去了，福全吃的就少了。每次挤完布汁，剩下的渣子舍不得扔，你一口他一口地全部吃光。我也尝试着嚼过几回，那感觉确实很不舒服，有布在嘴里，总是忍不住要呕吐，没煮熟的大碴子嚼起来很费力，嚼几口就感到腮邦子又酸又痛。三姐每次都要嚼差不多一小碗生硬的玉米碴子，真不轻松。
十几岁的三姐，每天帮母亲做饭，还要照顾弟弟妹妹。
我们没有换洗的衣服，没地方洗澡，身上的虱子很多。难怪说穷生虱子富长疮，我家人人身上都有虱子。晚上脱光睡下，母亲拿过我们的衣服，把里子翻过来，戴上老花镜，在油灯下抓虱子。母亲差不多天天抓，虱子照样天天有。
都说虱子多了不咬，饥荒多了不愁。可我忍受不了虱子咬，有时感觉头上有虱子，赶紧找三姐。三姐有耐性又细心，常帮我们抓虱子，尤其帮我抓的次数最多。三姐说我的肉香，才引得虱子都跑到我身上来咬我。三姐在炕边铺一张纸，让我对准那张纸低下头，她用篦子在我头上往下刮，只听“噼噼啪啪”一阵响，一群虱子落在纸上，不等它们四散逃走，三姐把纸卷起来扔进灶坑里，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这还不算完，三姐让我趴在她腿上，细心地扒拉着我的头发，擒拿那些漏网的虱子，摁在炕沿上用拇指甲一个个掐死，一边掐还一边“呸呸”两声，连说“真埋汰真埋汰。”隔几天，三姐又抚摸着我的头说，来，我看看，是不是又成虱子窝了。
那时，篦子是清除虱子的专用工具，如今怕是买不到了。写作之余，我遍寻农杂店铺，都说没有，年轻人甚至没听说过篦子。在超市，我问有卖篦子吗？理货的女孩白了我一眼：说什么呢？讲点文明好不好？她一定是听错了。
三姐给我们洗衣服时，先是把衣服里子翻过来朝外，在板杖子上摔打两下，再使劲抖几下，把每条衣缝都仔细检查一遍。抓完虱子，还要对付藏在衣缝里不容易拿下来的白色小虮子。三姐烧一锅开水烫这些衣服，说能把虮子烫死，要不它们该变成虱子了。三姐还说，本来咱们吃不饱饭，身上没多少肉，整天让虱子咬，该长不大了。
小小的虱子陪伴我成长，直到我参加工作，虱子才和我告别。我却忘不了虱子曾经带给我的羞辱。
小学五年级时，我得过一次重感冒，发高烧在课堂上休克过去，老师和同学们急忙把我送到医院。我病好回校上课，前桌的男生回头问我：“你是发烧昏迷的吗？”我觉得他问的很奇怪，还是老实地回答“是啊”。他做出神秘的样子说，“我看你是被虱子咬的吧。在医院，大夫解开你上衣时，爬出来好几个大虱子，都吃得溜圆。”他虽然压低了声音，我同座的女生还是听见了。从那以后，只要我走进座位，她总是十分警惕地看看我的衣服，还时不时地把脑袋转来转去身上身下地看自己。令我倍感羞耻。
别的同学也有虱子。中学的生物课，在显微镜下看完老师带来的标本，有同学要求看看虱子的嘴有多尖利。老师问有吗？好几名男同学立即从自己身上摸出虱子来。
平时爱开几句玩笑的生物老师，也许为证明虱子存在的普遍性，也背转身去掏虱子，他回过头来似在炫耀：“呵呵，你们看，我也有。以往，老师站着讲课，学生坐着听课，有人认为不平等。现在，我总算和同学们平等一回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