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德宗李适初政
礼法之争的背后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即皇帝位，是为德宗。
新天子登基，该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服丧。
在古代，服丧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按照儒家传下来的礼法，无论哪个人遭逢父母之丧，都要守孝三年，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学名叫“丁忧”。也就是说，不管你当再大的官，碰到爹娘死了，你也得老老实实回家去丁忧三年，除了吃饭睡觉看书写字之外，几乎啥事也不能干。
可是，这事要是搁在皇帝头上，就有点不太靠谱了。
道理很简单：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别人还可以替他处理政务；皇帝要是三年不上朝，谁来替他君临天下？
为了解决这个不靠谱的问题，大概从汉文帝开始，就有了一个从权变通的办法，把皇帝的服丧时间从三年缩短为象征性的三十六天（代替三十六个月）。唐朝自高宗以后，都遵照这个办法执行，到了玄、肃二朝，更进一步缩短为二十七天。代宗临终之前，也在遗诏中表示，新君服丧二十七天，帝国各级官员则只需哀悼三天，“天下吏人，三日释服”。总之，大家意思意思就行了，三天后该干吗干吗去，别耽误了工作和学习，当然也别耽误了娱乐。
代宗这个遗诏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满朝文武极力拥护，都表示要坚决执行。
可是，偏偏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所有官员都必须跟新君一样，服满二十七天，一天也不能少！
这个人就是宰相常衮。
常衮是代宗晚年颇为倚重的大臣，和当时的名臣杨绾同时入相，可杨绾没多久就病逝了，于是常衮就成了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
在常衮之前，当政的人是弄权宰相元载。众所周知，元载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腐败，不仅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而且总是变着法儿损公肥私。比如当时宰相上班，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吃工作餐的，元载嫌饭菜不好，就公然向代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都要由御膳房提供，吃的东西必须跟皇帝一样，而且每顿都要准备十个人的量。除此之外，还要求朝廷给宰相及公卿大臣们发放特别津贴——每年绸缎三千六百匹。代宗虽然心里不满，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随后，这两项待遇就形成了惯例。
常衮上台后，为了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就主动向代宗提出：“朝廷发给宰相和大臣们的餐费已经足够了，应该让御膳房停止供应膳食。”代宗很高兴，马上就批准了。不久，常衮又建议废除特别津贴，结果一下子就犯了众怒。
要知道，朝中的大臣们虽然厌恶元载，但没有人会厌恶特别津贴。说白了，当初大伙没跟着元载吃肉，至少还能跟着混口汤喝，可如今你常衮一来，就让大伙勒紧腰带喝西北风，你凭什么呀？
此议遭到众人的强烈反对，常衮只好闭嘴，此事遂不了了之。
事后，公卿百官都在背后大骂常衮，说：“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朝廷高薪是为了养廉，你如果自认无能，对不起这份高薪，那就干脆辞职走人，何必自命清高地辞薪呢？
就这样，常衮一上台就把同僚们都给得罪了，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
可是，常衮真的不会做人吗？一个混了大半辈子官场、最后混到首席宰相的人，会连最起码的团结群众都不会吗？
其实，常衮之所以触犯众怒，不是因为他不会做人，而是因为他太急于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了，从而不自觉地损害了百官的利益。
换言之，常衮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却又流于虚伪和矫情。
代宗驾崩后，常衮的虚伪和矫情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按照礼制，满朝文武每天早晚都要到代宗灵前致哀。常衮或许是感怀于代宗的知遇之恩，或许是急于给新君李适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总之每天都在灵堂上哭得稀里哗啦，一副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的样子，让大伙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一天，常衮照例在灵堂上哭得死去活来，甚至做晕厥倒地之状，随从慌忙跑上去搀扶。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时任中书舍人的崔祐甫终于忍不住了，指着常衮对众人说：“臣哭君前，却要人搀扶，天下可有此等礼仪？”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当众揶揄，常衮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顾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强忍着没有发作。
同日，新君李适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各级官员服丧期限的问题，常衮抓住这个表现机会，一再强调：“先帝遗诏虽说‘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但意思是指低级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古时候每遇国丧，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礼制，如今皇上须服丧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当如此。”
百官闻言，心里都在问候常衮的祖宗，可表面上还是保持沉默，不想得罪这个首席宰相。唯独崔祐甫再次无视常衮的权威，冷笑着说：“先帝遗诏，并无朝臣和庶人之别。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个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应遵从遗诏，一律服丧三日。”
常衮开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释义，‘吏’即‘胥吏’的简称，专指官员自行任命的僚属，岂能与公卿百官相提并论？”
崔祐甫寸步不让：“《左传》中有一句话，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难道史书上常说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衮发现自己掉书袋比不过崔祐甫，赶紧转移方向：“礼法不外乎人情。当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与寻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礼，于心何忍，于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发出冷笑：“常大人坚持这么说，将置先帝遗诏于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犹能随便改动，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改的？”
常衮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没有人臣之礼。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责常衮肆意曲解遗诏。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顿时吵得不可开交。
新君李适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里大为不悦，随即宣布会议解散。
常衮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脸面、当众死磕，难道仅仅是单纯的礼法之争吗？
如果你这么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朝代都会爆发程度不同的礼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权力之争。换句话说，所谓的祖宗礼法，往往只是政客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罢了。
常衮和崔祐甫之争，当然也不会例外。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说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乱后的变迁。
玄宗时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六部大臣构成，而在初唐时期作为当然宰相的尚书左、右仆射，此时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从安史之乱起，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李唐朝廷开始把中书令、侍中这两个职衔拿来加授给一些功臣元勋，使得这两个宰相职位逐渐有了虚衔的性质。到了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进一步将中书令和侍中升格为正二品（原为正三品），从此这两个职衔就彻底变成了虚衔。
相应地，原中书、门下两省的副职——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为正三品，成为两省的最高长官。此后，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分别加“同平章事”衔来担任，其他的低阶官员（四品或五品）只要加“同平章事”衔，也可不问资历，直接拔擢进入宰相班子。
很显然，这样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战争和叛乱此起彼伏，朝廷权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枢政治的运作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须形成一套灵活简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阶官员，让他们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常衮和崔祐甫之争的起因。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权宰相元载；四月，杨绾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常衮以门下侍郎衔入相；七月，杨绾突然病逝，随后中书侍郎一职便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在此情况下，崔祐甫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书省的政务，无形中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长官，虽无其名，却有其权。
与此同时，常衮也取代杨绾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来，区区中书舍人崔祐甫是没有资格掌管中书省的，于是很快就接管了中书省的政务。
崔祐甫被打回了原形，当然是愤愤不平。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报了一则祥瑞，说他一个部属的家里竟然出现了猫鼠同窝的奇异景象——有一只母猫把一只小老鼠当成了自己下的崽，天天用乳汁无私地喂养小鼠。朱泚说，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之事啊，若非皇帝圣德广大，岂能有如此猫鼠和谐之祥瑞！
常衮闻讯，立刻率领文武百官入朝恭贺。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发出了不和谐音。
这个人当然就是崔祐甫。
他当着常衮和百官的面说：“万物若违背自然，即为妖孽。猫抓老鼠是天职，如今却为老鼠哺乳，这难道不是妖孽吗？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朝廷应该做的事，是借此反省，看监察部门是否放纵了贪官污吏，看边防部队是否尽到了御敌的职责，这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
代宗听说后，马上接受了崔祐甫的批评，并对他表示了嘉许和赞赏。崔祐甫这么做，摆明了就是要让常衮难堪。常衮表面上没说什么，几天后就给崔祐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让他去分管吏部的选官事宜。
如果常衮是真的让崔祐甫“分知吏部选事”，那崔祐甫倒也没什么话好说，毕竟吏部是个至关重要的权力部门，分管官员的选拔工作更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差。可问题在于——常衮不可能把选拔官员的权力真正交给崔祐甫。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崔祐甫借调到吏部后，每次认认真真选报上去的候补官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常衮否决了。
什么理由呢？
不需要理由。
如果一定要有什么理由的话，那也很简单——你得罪领导了！
得罪领导是一件挺让人郁闷的事，但是崔祐甫并不郁闷。
因为他相信：风水是轮流转的，宰相是轮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领导迟早也是要下台的！
而常衮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得人心的领导。崔祐甫知道，自己的群众基础比常衮坚实得多。仅此一点，他就具备了跟常衮博弈的资本。
所以，当常衮在服丧问题上再次把自己推到百官的对立面时，崔祐甫便意识到反击的机会来了，于是才会在百官敢怒不敢言的时候挺身而出，公开和常衮叫板。
说白了，常衮拿服丧问题大做文章，目的无非是讨好新君李适；而崔祐甫敢于公然和宰相叫板，也无非是想借此赢得百官的同情和支持，为自己积累更高的声望，以便有朝一日彻底扳倒常衮。
面对崔祐甫的挑战，常衮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坐以待毙。
跟崔祐甫撕破脸的第二天，常衮就上疏弹劾，声称崔祐甫“率情变礼，轻议国典”，要求德宗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刺史。
为了增强说服力，常衮还把另外两个宰相的名字也署了上去，以表明此次弹劾是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发泄私愤。
被常衮代表的这两个人，一个就是四朝元老郭子仪，时任司徒、中书令，另一个是原幽州节度使朱泚，于大历九年主动入朝，被任命为司空、同平章事。他们虽然挂着宰相的头衔，实际上并不参与朝政，几乎从不到政事堂上班，而常衮则一向“独居政事堂”，大小政务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这次弹劾崔祐甫，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郭、朱二人给代表了。
对于此次礼法之争的实质，德宗李适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常衮和崔祐甫为服丧问题而争执是假，因积怨甚深而借题发挥是真。从根本上来说，这场关于服丧期限的争吵其实是相当无聊的事情。在内心深处，德宗还是比较倾向崔祐甫的。因为若无常衮的矫情，也就不会有崔祐甫的异议和这场无谓的争吵。
然而，面对三个宰相联名弹劾的奏疏，德宗即便倾向崔祐甫也没有用。新君即位，通常都不希望和宰相班子意见不合，如今既然三个宰相都署名了，不处理崔祐甫显然说不过去。但是，把崔祐甫贬到潮州的处罚又未免太重了。思虑再三后，德宗只好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把崔祐甫贬出朝廷，但不是贬到山高皇帝远的潮州，而是贬为河南少尹。
本来，这场无聊的礼法之争到此就该画上句号了，而常衮也已经毫无悬念地在这场争斗中胜出。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让常衮本人目瞪口呆。
不，是让常衮追悔莫及，欲哭无泪！
事情是因为那两个“被代表”的宰相而发生逆转的。
崔祐甫的贬谪令下达后，郭子仪和朱泚立刻入宫向德宗求情，称崔祐甫无罪，不应被贬。德宗满脸困惑，说：“二位贤卿不是刚刚上疏弹劾他吗，为何又出尔反尔？”
郭子仪和朱泚对视一眼，很无辜地表示：常衮所上的那道奏疏压根没让他们看过。
此言一出，德宗李适大为震骇。
怎么回事？常衮竟然未征得其他宰相的同意，就擅自代其署名弹劾大臣？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宰相专权、欺君罔上啊！
如果说新君即位之初，比较忌讳的事情是和宰相班子意见不合，那么最忌讳的事情，恐怕就是被一个专权揽政的宰相蒙蔽和架空了。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初五，德宗李适断然下诏，把首席宰相常衮贬为潮州刺史，同时擢升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诏书一下达，不啻在满朝文武中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百官虽然大为讶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在心里拍手称快。
因为常衮的虚伪和矫情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相比之下，既理性又务实的崔祐甫就要比他可爱多了。
此时，被贬出京师的崔祐甫刚刚走到昭应（今陕西临潼县），传诏使者就快马加鞭地从后面追上了他。
跪地听宣的那一刻，崔祐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因为他一贯坚信——风水是轮流转的，宰相是轮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领导也总有一天会下台的！
现在，风水终于转到我家来了。
常衮，你认栽吧！
常衮万万没料到自己的结局会这么凄惨。
他本以为潮州是他给崔祐甫安排的归宿，没想到却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坟墓。
这真是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黑色幽默。
常衮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更不知道新君李适为何如此决绝。他只能在无边的痛苦和失落中想起古人常说的一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
作为代宗时代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常衮与新君李适之间势必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容许朝政大权过多地集中在某个大臣的手上！
所以，就算常衮不在此次礼法之争中落马，迟早也会因其他事情而下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衮其实是应该感到庆幸的，因为早些走还可以保住一条老命，晚了很可能就什么都保不住了……
大历十四年这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当常衮黯然神伤地走上那条山高水远的贬谪之路时，德宗李适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崔祐甫的归来。
此刻的李适，已经在心里勾画了一幅重振朝纲、中兴李唐的宏伟蓝图，只等一个务实能干的宰相来到他的身边，帮他把这个美妙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李适：闪亮登场的新帝
新君李适丧服未除，就毅然决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换上了一个区区五品的中书舍人，如此强悍的举动，不得不令满朝文武感到吃惊，也不能不让人感到眼前一亮。
而李适接下来的一系列举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旋风。
——闰五月中旬，李适颁布诏书，宣布今后不再随便接受四方上贡的各种物品，同时撤除了由玄宗创立的皇家艺术中心（梨园），遣散乐工三百多名。
——闰五月十七日，一个不识时务的地方刺史献上一幅《庆云图》，以祥瑞之名谄媚朝廷、粉饰太平，李适对此深恶痛绝，下诏宣布：“朕以为，只有选贤举能、拔擢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于像庆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之类的东西，又有哪一样对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从今往后，一律不得进献祥瑞。”
——数日后，李适又命人把宫内豢养的大象、豹子、斗鸡、猎犬等动物全部放逐，同时遣散了数百名宫女。
——六月初，李适下诏：“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诉状而地方政府拒绝受理者，可直接进京，向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告状；此外，若地方政府受理诉状，但百姓认为审理不公、对判决不服者，也可直接到三法司敲‘登闻鼓’，上诉申冤。”此诏一下，四方百姓欢呼雀跃，每天到京师击鼓鸣冤者络绎不绝。
——六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刚刚回朝，就被天子李适下令杖打六十，即日流放边疆。此事极为突然，但明眼人却不难知晓个中原委：邵光超出使淮宁时，“按惯例”接受了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重贿，计有绸缎七百匹、上等茶叶二百斤，还有数量不等的奴仆、马匹等。天子这回拿邵光超开刀，摆明了就是要杀鸡儆猴，一举破除“宦官出差必收贿赂”的这个惯例。邵光超出事后，刚刚出使各地满载而归的宦官们得知消息，赶紧把收受的各种贵重物品全部扔掉，一个个空着双手回到了长安。此后的好些年里，凡是奉命出使地方的宦官，再也没人敢收受当地官员的贿赂。
——这一年七月初五，朝廷突然派出了一支工程部队，强行拆毁了大贪官元载等人名下的一批豪宅。很快人们便得知，这是新天子李适直接下达的命令。当时，四方百姓在连年战乱中流离失所，而朝中大臣、各地将帅、当权宦官，却竭尽人、财、物力，竞相修建豪宅，而且一座比一座豪华壮丽，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费。老百姓对权贵阶层的这种奢靡之风极度痛恨，纷纷咒其为“土木妖”。而德宗李适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对这种社会现象颇为不满，所以才有了这次铲平豪宅的举动。当那些象征着权贵利益的“土木妖”纷纷倒下之时，京师的百姓们顿时欢声雷动……
就这样，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德宗李适就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革除了种种弊政，树立了全新的政风，同时向帝国臣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李适绝对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纲，中兴社稷！
作为一个盛年即位的天子，德宗李适的上述举措已经足以体现他锐意进取、矢志中兴的勇气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几任天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光有勇气和信念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足够的胆识、谋略和政治手腕。
那么，李适具备这些素质吗？
从下面这三件事中，我们不难得出判断。
第一件事：李适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
众所周知，郭子仪是大唐帝国首屈一指的功臣，历仕玄、肃、代、德四朝，战功卓著，勋业彪炳。历任天子为了奖赏他，不断给他
加官晋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时候，郭子仪兼任的职务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在此，我们不妨罗列一张郭子仪的职务清单：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关内副元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关内支度使、盐池使、六城水运大使以及押蕃部、营田使、河阳道观察使等等。
不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个功高权重、身兼十数职的帝国元勋，任何一个皇帝必然都会对其生出畏惧和猜疑之心。虽然郭子仪对李唐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生性谨慎，做人非常低调（否则恐怕早就因功高震主而被兔死狗烹了），但是当初的代宗皇帝还是很不放心，多次想削弱他的权力，却始终下不了决心，所以才一直没有动手。
眼下，如何“摆平”郭子仪就成了德宗李适不得不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
这个事情的难度在于：虽然郭子仪本人比较厚道，但他麾下那帮将领却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万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帮将领惹毛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要解决这道难题，必须有一个巧妙的办法。
经过一番审慎而周密的考虑，李适终于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又安全的办法。
一个字——分。
也就是说，必须把郭子仪手中的权力“分解”开来，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几个主要将领头上。如此一来，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鸟之效：既削弱了郭子仪的权力，又安抚了那些骄兵悍将，还能让那几个主要将领从此对德宗感恩戴德。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适下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书令，其余兼职全部免除；同时，将郭子仪原来担任的主要军职，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个主要将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至此，这个困扰了代宗许多年的问题，终于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第二件事：李适成功挫败了一起政变阴谋。
这起阴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说它不大，是因为牵涉面不是很广；说它不小，是因为它事关“废立”，直接威胁到了李适的皇权。
阴谋的策划者有两个：一个是兵部侍郎黎干，一个是高阶宦官（特进，正二品）刘忠翼。据称，黎干为人“狡险谀佞”，而刘忠翼则是“恃宠贪纵”，两个人沆瀣一气，内外勾结，很早就企图干预代宗“立后”和“立储”的大政。
若干年前，德宗李适尚未被立为太子，别有用心的黎干和刘忠翼就极力劝说代宗，让他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再立独孤氏的儿子韩王李迥为太子。但是代宗没有受他们的蛊惑，而是册立了长子雍王李适。
李适即位后，黎干和刘忠翼唯恐遭到报复，遂惶惶不可终日。当时长安坊间纷纷传言，说黎、刘二人日夜密谋，企图发动政变。李适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便派人暗中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的一个黄昏，黎干又乘坐一顶小轿悄悄进入刘忠翼的府邸，与他密谈多时，至当天深夜才离去。德宗李适得到密报后，立刻采取行动，命有关部门将黎干和刘忠翼逮捕。经过审讯，黎、刘二人对自己的政变阴谋供认不讳。李适大怒，当即开除二人的官籍，并终身流放边地。
闰五月二十七日，黎干和刘忠翼刚刚走到蓝田（今陕西蓝田县），李适就命人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二人赐死。
第三件事：李适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夺回了禁军兵权。
肃、代之际，大唐帝国有两大乱象最为引人注目，一个是藩镇叛乱，还有一个就是宦官擅权。这两大乱象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让李唐天子对武将逐渐丧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军兵权交给宦官，没想到却因此导致了宦官的恃宠擅权；而宦官掌握宫禁大权后，为了巩固权位，又回过头来勾结各地藩镇，致使那些跋扈藩镇越发骄纵难制。
代宗一朝，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权宦先后掌控禁军，又因恃宠擅权而先后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所以总是治标而不治本——往往是旧一代的权宦刚刚倒下，新一代的权宦便又强势崛起。
总之，宦官虽然走马灯似的换，但宦官擅权的问题却始终如故。
李适即位时，面对的当权宦官是王驾鹤。此人继鱼朝恩之后崛起，时任神策都知兵马使、左领军大将军，“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对于阴魂不散的宦官擅权问题，李适自然也是深以为忧。同时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无法彻底解决宦官问题，是因为他始终不敢把禁军交给武将。
可是，为什么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为什么不变通一下，索性把禁军交给文臣呢？
在李适看来，要彻底解决宦官擅权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禁军交给文臣！
为此，李适一上台，就开始在文官中寻找合适的人选。
最后，他锁定了司农卿白秀珪。
严格来讲，白秀珪并不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在李光弼帐下担任幕僚，做事细心勤勉，并且颇有心计。李光弼对他非常信任，将其引为心腹，时常让他参决军政大事。
这样一个人，其实最符合李适的用人标准：首先，他熟悉军旅事务，又没有一般武将桀骜不驯、骄横霸道的习气；其次，他性格沉稳，做事老练，却又没有一般文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毛病。所以在李适看来，此人绝对是接管禁军的不二人选！
大历十四年六月中旬，德宗秘密召见白秀珪，表示了对他的赏识和器重，并明确告诉他：朕准备解除王驾鹤的兵权，然后把禁军交给你。白秀珪受宠若惊，当即发誓，愿为朝廷鞠躬尽瘁，为天子赴汤蹈火！
李适很满意，随即赐给他一个新名字：志贞。
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白志贞顺利接管禁军？
李适找来宰相崔祐甫商议。崔祐甫略一思索，然后附在天子耳边说了一句话。李适微微颔首，一个笑容在他脸上缓缓绽开。
数日后，崔祐甫通知王驾鹤，说有要事与他相商。听到宰相传召，王驾鹤不敢怠慢，赶紧前往政事堂。崔祐甫热情而亲切地接待了他。宾主双方落座后，免不了一番寒暄。但是，让王驾鹤满腹狐疑又百思不解的是——这一天的寒暄也太长了。
崔祐甫一直东拉西扯，七讲八讲，却始终不提正事。王驾鹤耐着性子陪聊，感觉如坐针毡，却又不便开口告辞。
此刻的王驾鹤当然不会知道，正当他坐在政事堂里听崔祐甫海侃神吹的同时，白志贞已经揣着天子的任命状，以神策军使兼御史大夫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神策军的军营。
等到王驾鹤走出政事堂，他的职务已经变成了东都园苑使。
所谓东都园苑使，就是到东都洛阳去看管皇家园林，一个很适合养老的清闲职务。
毫不夸张地说，唐德宗李适在历史舞台上刚一亮相，就出人意料地博得了个满堂彩。
在见识了新君李适施展的一系列雷霆手段后，朝野上下对他的执政能力顿时充满了信心，纷纷对他寄予厚望——“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尤其是当时的藩镇，对这个闪亮登场的新帝更是满怀忌惮、敬畏不已。反应最强烈的当属淄青镇。据说那里的将士曾经把兵器丢弃于地，相互感叹道：“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明君出现了，咱们还能再造反吗？
更有甚者，大历十四年六月，“畏上威名”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还主动上表，愿意向朝廷献钱三十万缗。
收，还是不收？
这是一个问题。
三十万缗不是个小数目，德宗李适一时有些犹豫不决。
收吧，毕竟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日后不免有受其要挟的危险；不收吧，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推辞，如果硬拒，势必激起藩镇的不满。
就在德宗吃不准要怎么接招的时候，宰相崔祐甫发话了：“不能收，绝对不能收！”
德宗无奈：“朕也认为不能收，可又该如何推辞呢？”
崔祐甫笑了：“很简单，借花献佛。”
德宗迷惑不解，问他此言何意。
崔祐甫正色道：“请陛下派遣使者前去慰劳淄青将士，就用李正己给的钱赏赐他们。如此一来，既能让淄青将士对朝廷和陛下感恩戴德，又能让四方藩镇知道——朝廷是绝不会看重金钱的。”
德宗龙颜大悦，当即依言而行。
当朝廷使者来到淄青，把李正己的三十万缗分发给将士们的时候，淄青将士顿时欣喜若狂。他们不约而同地跪倒在地，对着长安方向三拜九叩，不停地山呼万岁……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李正己傻眼了。
虽然心里很不爽，但对于朝廷此举，李正己还是不得不佩服。
只不过让他感到困惑的是：按说这世界上没人不喜欢钱，可如今的天子和朝廷却为何能够如此洒脱，拿钱不当回事呢？
其实，德宗并不是不喜欢钱，他只是不喜欢那些拿着烫手的钱而已。如果是来路正当的钱，比如朝廷每年从地方收缴上来的赋税，德宗绝对是喜欢的，而且多多益善。
为了让朝廷的腰包鼓起来，以便将来更有底气拒绝藩镇的收买，德宗决定找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来当宰相。
大历十四年八月，在崔祐甫的大力推荐下，一个数年前遭到贬谪的大臣被德宗召回了长安，并随即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个从道州司马任上直接入阁拜相的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财政大臣——杨炎。
两税法：危机与拯救
据说杨炎这个人有三大优点：一、长得帅；二、文章写得漂亮；三、擅长理财。所以史书毫不吝惜对他的赞美之辞：“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救时之弊，颇有嘉声”（《旧唐书·杨炎传》）。
代宗时代，� ��炎凭借前两个优点赢得了当权宰相元载的赏识，颇受重用，可惜元载垮台后，杨炎就被贬到了山高皇帝远的道州（今湖南道县）。直到德宗即位，他的人生才突然跃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他的第三个优点也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杨炎一入相，首先解决的是皇帝的“小金库”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主要用以宫廷和皇室的一些额外花销。一般情况下，小金库的钱是有限的，皇帝大人也得掰着指头过日子，稍不留神，大手大脚一下，皇帝也不免变成“月光族”。所以，大多数皇帝都会想方设法扩大小金库的收入。如果皇帝贤明的话，这方面往往还比较节制，要是碰上昏庸奢侈的败家皇帝，那朝廷的国库就遭殃了——小金库花光就从国库掏，反正天下都是朕的，朕爱怎么掏就怎么掏，想掏多少掏多少，谁也管不着！
有唐一朝，朝廷的国库名为“左藏”，宫内的小金库名为“大盈”。开国伊始，李唐朝廷就订立了一套制度，对国库实行非常严格的监管。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负责管理左藏的库藏部（太府寺）都会对各地上缴的金帛分批点验，然后悉数登记入库，同时还要由审计署（比部）负责监督，实地查对，以防出现贪污现象。因此，在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里，左藏库和大盈库泾渭分明，一般不会出现皇帝乱掏乱摸的现象。
然而，到了肃、代之际，一切就全都乱套了。
问题首先出在朝中那些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武将身上。这些人自恃对国家有功，加之手中握有重兵，于是就把左藏库当成了他们家的提款机，隔三差五就来提上一笔，连收条都不带打。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军阀，管理国库的官吏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的全国财政总监（度支使）第五琦就为此大伤脑筋，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左藏库里的金帛全都搬进了宫中的大盈库，交给宦官去管理。如此一来，军阀的魔爪固然是鞭长莫及了，但不幸的是，国家财富转眼又落进了宦官的腰包。在肃、代两朝的二十余年间，有权力染指大盈库的宦官前后多达三百余人。不管是库藏部还是审计署，没有人知道这三百多个宦官究竟从国库搬走了多少金帛，也不知道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到底是多少。
除了穷凶极恶的军阀和监守自盗的宦官外，还有一只无形的手也时常在内库中进进出出，而且比前二者更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那是谁的手？
当然是皇帝的。
以前内外两库泾渭分明的时候，皇帝大人也时不时会落入囊中羞涩的窘境。现在好了，没钱花的时候也不用跟度支使开口了，只要往大盈库伸伸手，想拿多少拿多少，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真是不亦快哉！
杨炎上台时，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腐烂的局面。
他知道，如果不从国库的整顿和监管入手，治理国家财政根本无从谈起。
大历十四年年底，杨炎向德宗李适郑重提出：“财赋者，国家之大本，民生之命脉。社稷兴亡、朝廷安危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如何管理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历朝历代，都委派重臣进行掌管，但尽管如此，仍然无法彻底避免物资损耗和账目不清的情况。如今，国库被宦官把持，每年的收入多少，开支多少，盈余或亏空的情况如何，朝中大臣全都一无所知，政治上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建议，自即日起，将国库的管理和监管之权交回相关部门。至于宫中所需，每年可列出预算，由国库如数划拨，保证宫中用度不致匮乏。只有这么做，才谈得上财政的治理。”
德宗欣然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当天便颁布诏书，宣布从今往后，所有财政收入全部划归左藏库，每年只需精选三五千匹上好绸缎，作为宫廷用度送交大盈库。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杨炎又提出了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措施，彻底废除了已经在唐朝实施了一百多年的“租庸调法”，代之以一项全新的赋税制度。
这就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两税法”。
旧有的租庸调法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是指田赋，“庸”是指劳役，“调”是指捐税，正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自唐朝开国以迄高宗时期，这项赋税制度一直运行得还算正常，但是从武周时代起，地主豪强兼并之风大起，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大量逃亡，到开元年间，逃户现象日趋严重，至玄宗末年，均田制实际上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在此情况下，各级政府的户籍、田亩档案就变得混乱不堪，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符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根据户籍、田亩档案进行赋税征收更是变成一句空话。各级官员为了交差，往往采用非常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征收、加重摊派，令辖境内登记在籍的百姓苦不堪言。
由于战乱频仍、开支激增，李唐中央入不敷出，只好在各级政府中拼命增设财税部门，以致各部门职能重叠，权限交叉，到最后谁也管不着谁，财政状况一片混乱。此外，各地的军政长官又巧立名目，任意摊派，不断增设法令，对百姓横征暴敛，于是旧法未除、新令已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中，富裕阶层和贫困群体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因为富人有很多逃避劳役和赋税的手段，比如入仕为官和削发为僧，就是当时普遍采用的逃税办法。而对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来讲，当官一途基本上是难于上青天的，甚至连和尚也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因为当时出家必须有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度牒），富人只要找找关系塞塞红包就到手了，可穷人就算把自己卖了，也不见得能换来那份度牒。所以，穷人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乖乖让各级衙门和贪官污吏把他们身上的血汗榨干。
职是之故，整个社会就陷入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之中。在战乱和苛政的双重迫害下，贫苦的老百姓没有活路，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逃——从户籍所在地逃到没人认识你的地方，让天天逼你交税的官府见鬼去吧！
到了安史之乱后，各地官府统计了一下，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对照从前的户籍档案，仍然留在本乡本土的原住民还不到过去的15%，其他的85%以上，要么死于战乱和饥荒，要么就是逃往异地他乡了。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如果还按照原来的“租庸调法”派发徭役和征收赋税，那各级官府的大爷们就只能自己去修水渠、建大坝了，而朝廷和天子到头来恐怕也得去喝西北风。
所以，废除旧法，出台新法，就成了德宗朝廷的当务之急和势在必行之举。
“两税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
这项赋税改革的重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意思是不管原住民还是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拥有土地和资产，一律要登记入籍，依法纳税；同时，不再以“丁身为本”征敛租庸调，而是根据拥有的土地面积和资产额度划分贫富等级，再按照不同等级缴纳相应的土地税和财产税。
具体的实施细则是：
一、将建中以前各种名目的正税、杂税及杂徭全部取消，只征收两税：以谷物方式征收地税（土地税），以现金方式征收户税（财产税）。
二、重新进行人口普查、户籍登记和土地、资产评估，根据贫富程度划分缴税等级，富者多交，贫者少交。
三、唐朝中央对各州府作出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赋税收入为准，确定需要收缴的固定总额，再参照上面两条，将应缴的土地税额平均分摊到每亩，将财产税额按贫富等级分摊到每户。
四、另有一条特别规定：凡异地经商者都要和当地居民一样承担纳税义务，按其利润的三十分之一（不久就改为十分之一）缴纳税收。
五、规定交税的时间为每年夏（六月之前）、秋（十一月之前）两季，所以此项赋税制度就定名为“两税法”。
建中元年正月，德宗李适下诏，正式颁行两税法。
毫无疑问，这个新税制拯救了危机重重的帝国财政。
作为中国土地制度史和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统一了此前混乱不堪的税制，把过去“以人丁为准”的征收原则进一步合理化，改变为“以贫富为准”，从而减轻了贫困阶层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德宗朝廷通过两税法的实施，把安史之乱以来被地方军政长官把持的财政大权重新收回到了中央手中，“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旧唐书·杨炎传》）。
然而，在后来实行的过程中，这项新税法并没有从实际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并且还产生了许多流弊：一、长期没有调整贫富等级，致使“以贫富为准”的征收原则得不到贯彻；二、由于两税中的户税（财产税）部分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而中唐以后，民间货币的流通量严重不足，于是产生了“钱重物轻”的通货紧缩现象，老百姓不得不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换取钱币缴纳赋税，无形中增加了经济负担；三、在两税制下，土地的自由买卖被政府允许，所以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盛行，富人迫使穷人卖地，而土地依旧在穷人名下，其结果就是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不用缴税，而无地的穷人仍然要承担纳税义务，最后只能逃亡。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性循环再度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如此，李唐朝廷和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取代它，所以，两税法还是成了此后一千多年历代王朝的基本税制。
两税法的成功实施让杨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使得德宗李适对他更为倚重。恰好在这个时候，首席宰相崔祐甫患病，多数时候都在家里休养，而当初与杨炎一同提拔的另一个宰相乔琳则因为碌碌无为被德宗罢免，所以从建中元年春天开始，杨炎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独任大政”
的首席宰相。
事业、名望、地位、权力，该有的都有了。接下来，杨炎终于可以做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了——算账。
算什么账？
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
一个宰相的快意恩仇
杨炎要报谁的恩？
答案是：元载。
虽然世人普遍认为这个弄权宰相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但杨炎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元载当年提携了他。
在杨炎看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管元载如何罪大恶极、臭名昭著，他永远都是自己生命中最值得怀念的恩人。
因此，杨炎要报仇的对象，就是当初整垮元载的人。
这个人就是刘晏。
尽管当时元载一案的幕后主使是代宗李豫，可刘晏却是该案的主审官。元载被定罪诛杀后，杨炎惨遭株连，被贬到了穷乡僻壤。这笔账，杨炎当然要记在刘晏头上。更何况，代宗死了，刘晏还活着，杨炎想要发泄心头之恨的话，当然不能找死人，只能找刘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私密的原因是——杨炎担心这家伙会对他的宰相之位构成威胁。
因为刘晏和他一样，也是一个理财高手，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高他一筹。
如果说杨炎是在宏观政策的层面上拯救了帝国财政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归功于这个刘晏。因为许多年来，刘晏一直总揽朝廷的财政工作，长期兼领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租庸使、青苗使等财政职务，在第一线上做了许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既有材力，视事敏速，乘机无滞……军国之用，皆仰于晏”（《旧唐书·刘晏传》）。
刘晏掌管财政之前，李唐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刘晏上任后，一年的财政收入就高达一千余万缗。“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如果没有刘晏，从肃宗时代起便已千疮百孔的帝国财政也许早就轰然崩溃了。换言之，假如没有微观层面上点点滴滴的改善和集腋成裘的积累，杨炎后来创设的两税法就没有了施行的基础和成功的条件，最多也只能是个画饼充饥的东西。
因此，像刘晏这种“任事十余年，权势之重，邻于宰相”的人，随时都有可能一步跨到相位上来，分享杨炎的权力。
面对如此强势的威胁，杨炎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忧虑和恐慌。
所以，就算不提当年那笔旧账，杨炎也必须对刘晏下手。
就在两税法颁布的几天后，德宗召两位宰相议事。杨炎奏事完毕，忽然涕泗横流地对德宗说：“陛下可知道，刘晏此人，很早就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臣身为宰相，没有尽到讨逆之责，罪当万死啊！”
客观地说，杨炎指控刘晏与黎、刘二人同谋，并不能算是诬告。因为京城早有传言，说当年黎干和刘忠翼怂恿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之事，刘晏也曾参与其中。至于这个传言是否属实，那就没人知道了。
对此传言，德宗实际上也早有耳闻，只是当朝宰相如此煞有其事地向他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德宗没有说话，脸上是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
这时候，崔祐甫发话了。他说：“像这种暧昧不明的传言，不可随便采信，况且陛下刚刚颁布了大赦令（朝廷于正月初一改元，同时大赦天下），更不应该追究这种风言风语。”
杨炎一看皇帝的脸色，又听了崔祐甫的话，知道凭这则谣言八成是搞不定刘晏的，随即转移方向，说：“尚书省及其六部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这些年来增设了很多使职，大大分割了尚书省的行政权力，臣建议最好是裁撤诸使，恢复旧制。”
裁撤诸使，首当其冲者当然就是刘晏。
对德宗来说，关于刘晏参与阴谋的传言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所以，仅凭传言将刘晏定罪固然不妥，但完全不理会谣言似乎又让人不太放心。毕竟这则谣言传得这么凶，不会纯属空穴来风。德宗想来想去，觉得最妥当的处理方式还是像杨炎暗示的那样——可以不杀，但不能不贬。
这一年正月底，德宗下诏，宣布自即日起，将国家财税的管辖权（天下钱谷）收归户部的财务司（金部）和粮食司（仓部），同时罢免刘晏兼任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二月，杨炎又怂恿德宗将刘晏贬出朝廷，理由是刘晏不久前呈上的一道奏章中有许多虚假不实之词，隐然有欺君之嫌。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德宗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大臣对他的欺瞒，而杨炎的话则一下子触痛了这根敏感神经。于是德宗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将刘晏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因为杨炎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将刘晏贬官，而是将他置于死地！
这年六月，宰相崔祐甫病逝。杨炎顿时心中窃喜，因为崔祐甫一死，就再也没人替刘晏说话了。
不久，杨炎就暗中授意自己的死党、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指控刘晏，说他自从被贬到忠州后就满腹牢骚，经常埋怨天子，而且还与附近藩镇暗通款曲，此外又在本州大肆招兵买马，颇有起兵反抗朝廷的迹象。
庾准是刘晏的顶头上司，德宗很容易就采信了他的控辞，加上杨炎又在他耳边拼命煽风点火，德宗遂痛下决心，于这年七月派遣宦官前往忠州，秘密将刘晏缢杀，并将其妻儿老小全部流放岭南。事后，为了掩人耳目，杨炎又建议德宗发布了一道赐刘晏自尽的诏书。
然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杨炎疯狂复仇的行径还是被天下人看在了眼里。
刘晏无辜被诛后，朝野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替他鸣冤叫屈。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
去年，他卑躬屈膝地向朝廷献钱三十万缗，不料却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总想找机会出出这口恶气。如今，朝廷在刘晏这件事上做得这么不地道，李正己当然要挺身而出，充当一回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正义之士了。
他旋即上疏德宗，对朝廷的做法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和强烈的谴责，同时要求德宗公布事实真相，严惩杀人凶手。
对李正己这一声吼，德宗置若罔闻，可做贼心虚的杨炎却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这就好比某梁上君子夜入暗室，盗得宝贝在手，转身欲走之际，忽然灯火大亮，满屋子站满了围观群众，这贼不活活吓死才怪。
杨炎自以为整死一个刘晏，不关别人鸟事，没想到却一下子触犯了众怒。
怪只怪他太低估刘晏的影响力了——这些年刘晏兢兢业业为国理财，其成绩实在引人注目，所以积累了相当高的威望。现在，朝野舆论的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杨炎，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这滋味实在是不太好受。
怎么办？
事情都做下了，人也已经杀了，难不成叫杨炎公开忏悔主动辞官，或者挥刀自刎以谢天下？
不，这是不可能的。
唯一推卸责任的办法，就是找个人来背这口黑锅。
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杨炎情急之下抓来消灾避祸的这块挡箭牌，居然是当今圣上李适！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二月，为了转移舆论的矛头，杨炎派遣了一批心腹前往各地，向诸镇的头头脑脑们解释说：“刘晏之所以获罪被诛，完全是因为他当年依附奸臣、谋立独孤氏为后的结果，皇上对他深恶痛绝，才会把他除掉，实在没有别的原因。”毫无疑问，杨炎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错误！
普天之下，他找谁来背这口黑锅都没问题，可他偏偏脑子进水，把皇帝拉出来挡枪子儿，这不是在找死吗？
马上就有人向德宗密奏，说：“炎遣五使往诸镇者，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旧唐书·杨炎传》）杨炎之所以派遣五路使者前往诸镇，就是担心天下人把杀刘晏的罪名归到他头上，所以才把罪过全推给了皇上。
这下麻烦大了。
德宗刚开始还不太相信，赶紧派宦官到淄青找李正己求证，结果很遗憾——反馈回来的消息和密奏内容一模一样。
德宗李适勃然大怒。
自古以来，只有皇帝抓人来当替罪羊，哪有臣子抓皇帝来当挡箭牌的？这该死的杨炎真是活腻了！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从这一刻开始，德宗就已经下定了除掉杨炎的决心。只是由于这一年春，河北诸镇因继承人问题屡屡跟朝廷叫板，德宗分身乏术，才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这件事。
虽然暂时还留着杨炎，但必须马上找一个人来制约他的权力。
德宗随后找到的这个人，就是中唐时期赫赫有名的奸相——卢杞。
建中二年二月初六，德宗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同时任命卢杞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从此，德宗日渐倚重卢杞，基本上把杨炎给冷冻了。
此时的德宗当然不会知道，重用卢杞将成为他帝王生涯中最大的一道分水岭。
——在过去的两年中，德宗李适凭借自己盛年即位的一腔热情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局，但是自从卢杞上台以后，那些令人鼓舞、令人欣慰的大好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连串令他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失败。
杨炎之死
说起这个卢杞，还是颇有些来头的。
他的祖父就是开元初年与姚崇搭档的宰相卢怀慎，一生清廉，家无余财，据说死后连个棺材都买不起；他父亲卢奕也官至御史中丞，在东都任职，安禄山叛军攻入洛阳时，其他官吏纷纷逃跑，唯独卢奕坚守岗位，遂被叛军所杀。
由于父祖两代皆有令名，卢杞便凭借门荫1直接入仕，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忠州刺史、虢州刺史等职，建中元年擢任御史中丞。
据说，卢杞此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就是长得奇丑无比——“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旧唐书·卢杞传》）
世界上有黄、白、黑、棕四色人种，唯独没听说过还有蓝色人种，可卢大人偏偏就是蓝色的，怪不得人家都把他当成鬼。
关于卢杞大人的容貌，在长安坊间还流传着一则逸闻：说是郭子仪晚年接待客人时，姬妾侍女总是环绕在侧，有一次听说卢杞来访，郭子仪赶紧将侍妾全部屏退。卢杞走后，家人问他何故如此，郭子仪苦笑着说：“卢杞貌陋而心险，我是怕妇道人家一见卢杞尊容，忍不住非议讪笑。日后此人若是得势，郭氏岂能逃过灭顶之灾？”
这则逸闻起码可以说明三件事：一、卢杞的容貌的确已经丑到撼人心魄的地步；二、郭子仪的谨小慎微实在是无人能及；三、郭子仪阅人无数，他认定卢杞不仅貌丑，而且必定是一个心性阴险、睚眦必报之人。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子仪的判断是对的。
其实，长得丑并不是卢杞的错，但是心地阴险就肯定是他的不对了。德宗派了这么一个既貌丑又心险的人来跟杨炎搭档，杨炎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过。
自从卢杞来到政事堂上班，杨炎就不得不和他一块办公，而且每天还要和他面对面共进午餐，于是杨炎便时常有恶心欲吐之感。后来，每到中午用餐时，杨炎总是借口身体不适，跑到别的地方吃饭，才算解决了吃不下饭的问题。
卢杞一看杨炎连吃饭都躲着他，气得一张蓝脸都变绿了。
为了给杨炎一点颜色瞧瞧，同时树立自己的权威，卢杞入相不久，就借故炒了一个中书主书的鱿鱼。要知道，中书主书可是杨炎的部下，卢杞这么干，摆明了就是要挑衅滋事。杨炎气得在背后直跺脚：“主书是我的人，有什么过错我自会管教，哪轮得到你这个丑八怪来狗拿耗子？”
不过气归气，此时的杨炎也知道自己已经失势、风光不再了，所以除了跺跺脚、骂骂娘之外，实在也没别的办法。
建中二年六月，山南东道（治所襄阳，今湖北襄阳市）节度使梁崇义一再违抗天子诏命，大有割据反叛之势，德宗遂命淮宁（原淮西，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节度使李希烈率诸道兵马讨伐。可是，杨炎却力劝德宗不要任用李希烈。他说：“李希烈是李忠臣的养子，深受李忠臣宠信，而李希烈却恩将仇报，驱逐李忠臣，夺其权位。此人狠戾无情，身无寸功之时尚且如此嚣张不法，一旦讨平梁崇义，朝廷何以制之？”
应该说，杨炎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可德宗正对李希烈寄予厚望，根本听不进他的话。杨炎一再坚持，令德宗大为恼怒。
七月，因淮宁地区阴雨连绵，故李希烈迟迟没有出兵。生性多疑的德宗不免七想八想，卢杞趁机向德宗密奏，说：“李希烈之所以迁延逗留，正是因为对杨炎不满。陛下何必为了顾惜杨炎而坏了国家大事？依臣之见，不如暂时罢免杨炎，让李希烈高兴一下，等到平定梁崇义后，再恢复杨炎的职务也无妨啊。”
德宗颇以为然，遂罢免杨炎的宰相职务，改任左仆射，同时在卢杞的举荐下，擢升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稍后，卢杞又提拔了一个叫严郢的人担任御史大夫。毫无疑问，张镒和严郢都是卢杞的死党。随着卢杞一党全面把持朝政，杨炎的末日就到了。
这年八月，李希烈轻而易举地讨平了梁崇义。与此同时，卢杞也展开了对杨炎的绞杀行动。
卢杞是从杨炎的儿子杨弘业身上入手的。
按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官场铁律，老子贵为首席宰相，儿子通常不会是什么好鸟。这位杨公子就仗着他老爸的权势，干了一大堆贪赃枉法、受贿请托的事情。严郢被卢杞提拔为御史大夫不久，就在其授意下对杨弘业实施了立案审查。
杨公子被纪检部门“双规”后，吓得六神无主，不但把他自己干过的丑事儿一股脑儿全都抖了出来，而且还把他老爸不久前刚做的一件事也坦白交代了。
这件事的关键词是：家庙。
所谓家庙，就是宗族祠堂。在古代，凡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人都很重视宗族祠堂的建设，因为它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还能借此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势。所以，普通人盖家庙也就是一间两间，达官贵人一盖可就是一大片了。杨炎贵为首席宰相，他的家庙当然更要盖得傲视群雄，不仅要占地广阔、富丽堂皇，还必须建在一块风水宝地上。
杨炎物色的这块风水宝地，位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江畔。这里花红柳绿，景色宜人，在长安城里绝对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宝地，因此，土地的价格自然就不会便宜了。
为了筹足资金搞到这块地，杨炎决定卖掉他在东都的一座宅子。
照理说，不管是卖宅子还是盖家庙，都是杨炎的私事，只要他不强买强卖、仗势欺人，也就没什么问题。但是，杨炎还是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首先，杨炎并不是把东都的宅子卖给私人，而是卖给了公家。
为什么要卖给公家？
这里头当然就有猫腻了。当时，在东都洛阳说话算数的是河南尹赵惠伯，此人是杨炎的心腹。杨炎就建议他动用公款购买这座宅子，至于公家买这个宅子能干什么用，那就不在杨炎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杨炎关心的，只是价格。
当然，赵惠伯没有让杨炎失望，很快就用了一个让杨炎很舒服的价格购买了宅子。
后来，从杨公子的口供中，御史大夫严郢查明，这座宅子的成交价比当时的市场价高出非常多。
这回好了，围绕着家庙问题，杨炎的第一桩罪行浮出水面了。严郢立刻上奏卢杞。卢杞随即找来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寺卿）田晋，问他杨炎该当何罪。田晋答：“依照法律，主管官员在公物交易中获利，视同索贿论处，应当撤职。”
“撤职”当然不是卢杞想要的答案。卢杞阴沉着脸对田晋进行了一番暗示，可田晋还是坚持要依法办事。卢杞不说话了，第二天就把这个大理寺卿逐出了朝廷，贬为衡州司马。然后，卢杞又找了大理寺的另一个官员，让他给杨炎定罪。这个官员很聪明，马上说：“政府官员执法犯法，应当判处绞刑。”
要的就是这句话！
至此，杨炎的索贿罪名算是成立了。但是，要一举将他置于死地，卢杞觉得这个罪名还不够分量。
什么才够分量？
谋反。
可是，杨炎不过就是盖了一座家庙，够得上这么可怕的罪名吗？
够得上，绝对够得上！官场的事情历来如此，说你有事你就有事，没事也有事；说你没事你就没事，有事也没事。卢杞稍微动了下脑筋，往深里一挖，杨炎的第二桩罪行、也是足以令他死无葬身之地的罪行，立马浮现在世人眼前了。
原来，杨炎并不是第一个在曲江江畔盖家庙的。早在开元年间，当时的宰相萧嵩就在这里盖了一座家庙，可玄宗认为这里是长安官民休闲游乐的风景胜地，不适合建私人祠堂，就让萧嵩把家庙迁到别处去了。
抓住这个证据后，卢杞如获至宝，随即上奏德宗：“杨炎家庙所在的这块地，历来就有王气，所以玄宗皇帝当初才会命萧嵩搬迁。杨炎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故意在此地建庙，显然是包藏祸心，图谋不轨！”
好了，啥也别说了。
皇帝非常生气，后果非常严重！
建中二年十月，德宗断然下令，将左仆射杨炎一下子贬到了天涯海角——崖州。
崖州，就是今天海南的琼山市。现在，海南是无数“驴友”趋之若鹜的热带天堂、度假胜地，可在当时，这里却是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终年瘴气肆虐、疾病流行。被贬到这里的官员，十个要挂掉九个，剩下那一个，就算有生之年能回长安，差不多也只剩半条命了。所以，在当时所有官员的心目中，崖州几乎就是地狱的代名词。
这年冬天，某个北风呜咽的清晨，杨炎坐在一驾吱吱作响的马车上，凄凄惶惶地走上了不归之路。在途经广西一个叫“鬼门关”的地方，文章圣手杨炎满怀悲凉地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杨炎知道，被贬崖州就意味着死。
然而杨炎并不知道——他甚至已经不能活着走到崖州了。
德宗皇帝派出的使者，在距离崖州一百里的地方追上了他。然后，一条冰冷的绳索就不由分说地套上了他的脖颈……
数日后，河南尹赵惠伯被贬费州（今贵州思南县），还没走到贬所，就遭遇了跟杨炎一样的命运。
诛杀杨炎后，德宗李适终于去掉了一块心病。接下来，他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对付那些跋扈藩镇了。
李适是一个胸怀大志、自视甚高的皇帝，早在即位之前就对肃、代两朝的政治乱象深感不满。他实在搞不明白，自玄宗末年以来，天下诸藩，尤其是河北诸镇，凭什么如此嚣张跋扈、为所欲为，动不动就自立自专、兴兵反叛？而李唐中央又为何如此软弱无力，屡屡被臣藩玩弄于股掌之间？
面对这一切，李适很愤怒。
所以自从登基之后，李适就一直在等待机会，以便铲除那些“名为藩臣，实如异域”的跋扈藩镇，将权力收归中央。
要想达成这个目标，最方便的入手处，当然就是废除诸藩“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了。在李适看来，只要那些强藩一死，朝廷拒绝承认强藩子弟的世袭权力，李唐中央的权威就有了重塑的可能。
建中二年正月，德宗李适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出现——成德（治所恒州，今河北正定县）节度使李宝臣死了，其子李惟岳向朝廷上表，企图继任节度使职。
李适意味深长地笑了。
他给出了一个世界上最言简意赅的回答——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