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是响当当的美国名校。我没去过。没机会去。好在村上春树替我去了，去了两年，去当驻校作家。据他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写的相关报告，普林斯顿大学有两点引起了他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一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清高（snobbism）。一个美国人告诉村上，美国的大学人士在社会上乃是孤立的存在。“他们的存在非常特殊。大学是与一般世俗社会截然不同的世界。不妨说，好比大海中的孤岛。惟其如此，他们才必须确立只适用于自身的规则那样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换言之，就是自命清高，拒绝与时俱进，拒绝随波逐流。如果哪位大学老师喜欢喝在电视上吵吵嚷嚷做广告的、面向劳动阶级的、缺少文人情趣（intellectual）的国产百威啤酒，喝完后或边喝百威边看斯蒂芬·金的侦探小说或者听流行歌手肯尼·罗杰斯的唱片，那么不被排挤出大学社会圈才怪。不仅如此，“车也似乎以不显眼为correct（正确），闪闪发光的新车在校园停车场几乎见不到。衣服以尽量不显新为上。我猜想他们做了新衣服恐怕要先在家里穿上一个月，天天穿，等多少穿变形了才穿去学校。英语有句话说是‘Keepaloprofile’，大意为‘什么事都要低姿态’。普林斯顿的生活恰恰如此。八十年代的闪闪发光主义并未波及大学。”
面对这么多清规戒律，一向我行我素的村上起始觉得相当别扭，感叹“当知识分子也够折腾人的”。但很快习惯了，转而认为这种何为correct（正确）何为incorrect（不正确）的生活反而让他舒了口气。因为不必考虑多余的东西，只消循规蹈矩就万事大吉。不必像在日本那样“被全国性泛滥成灾的信息玩得团团转”，亦不必像在日本那样从事“文化上的烧荒农业”——“大家聚在一起烧完这块田后又跑去烧下一块，烧完后很长时间里寸草不生。本来天生富有创造性才华的人、本来必须慢慢花时间筑造自己创作体系根基的人，却不得不在脑袋里装满如何幸免于烧的念头，或者仅仅考虑怎样做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这不是一种文化消耗又能是什么呢？”
上面是让村上和我感兴趣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第二点其实更同清高密切相关，就是不提钱，除去迫不得已的场合——大概除了金融会计系——钱字一般无人提起。村上饶有兴致并借题发挥地这样写道：“钱在这里极少成为人们的话题。反过来说，在日本人们可总是谈钱谈个没完。在日本，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算什么’。事情或许是那样，不过恕我直言，那纯属瞎操心。我开的是1600CC小车，于是有不少人说‘村上君有钱别坐这个，买贵一些的车如何’。可这是我的自由，倒也不是讨厌贵些的车，但眼下我觉得这个挺好，开起来其乐无穷，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点上，‘钱？噢，如此说来，世上钱那样的东西倒是有的’——普林斯顿的这种绅士氛围的确让我心怀释然。”进而认为像普林斯顿大学人士那样冷眼看待物质利益而坚定主张“世间并非全靠金钱驱动，我等拥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大概才是知识分子本来的使命和理应采取的人生姿态——“无论被称为精英意识还是被称为孤立的世界，世上都应该在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世俗之外的天地。”
喏，村上眼中的普林斯顿大学够可以的吧？相比之下，中国这块地方或某个地方还保留着如此snobbism的大学或大学里还保留着这种清高吗？说在从事“文化上的烧荒农业”未免苛刻，但力争“幸免于烧”的念头恐怕多多少少还是有的。校园里“闪闪发光的新车”比比皆是，谈钱也谈个没完没了。不仅钱等谈话内容，就连谈话风格——语体、文体也正在失去大学教师、知识精英应有的个性。说痛快些，越来越同政府官员甚至同煤老板没了分别。一个字：俗！
具体说别人不合适，说我自己吧，我这个大学老师就足够俗的。不说别的，你猜，我一年到头跟谁说话最多？不是大学同事，而是所住校区后门卖报的“刘队长”——过去在东北农村当过生产队长——也是因为都有东北农村生活经历，几乎每天买报时都跟他聊上几句。一次我对他说自己当年十几岁在生产队（屯）干活的时候，最羡慕的工种是扛着水罐往地里给干活的人送水，因为活儿轻。可生产队长偏偏把这轻活儿派给他一个身强力壮的亲戚，让我这个瘦得高粱杆似的学生哥儿跟大人干重活。刘队长当即表示：那不对！哪能那么派工呢？我当队长肯定派你送水，什么人派什么活嘛！对了，前几天他还告诉我一个绝非笑话的笑话：某大队革委会主任（村长）发言，由于识字不多，把“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念成“狼狼打击阶级敌人”。旁边一个小知青悄悄告诉他不是“狼狼”是“狠狠”，对方立马提高嗓门：“狼还不狠吗？狼不狠什么狠？”说罢，我和刘队长放声大笑。
好在没给村上听见，好在村上没来我们的大学当驻校作家。否则不知他会写出什么来。我想表达的是：较之大学共同体成员，有时候我更觉得同这位卖报的刘队长有共同语言，更能让我“幸免于烧”，至少不是“文化消耗”。假如我去普林斯顿大学当驻校翻译家，肯定立马让我走人。
（014．5．17）（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