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来上海开会。无须说，较之会上的发言，还是会下的发言更能畅所欲言，更能推心置腹。与会者中有一位某上海名校举足轻重的副职，绰绰有余的副厅级。而我和他交谈最多。这倒不是因为我想和副厅级套近乎沾官气，而是因为彼此是二三十年的老相识了。那时他当然不是副厅级，大体和我彼此彼此。同样一身看上去相当够档次的地摊货，同样一副傲慢和谦卑难分彼此的神情，同是平头教员，开会住同一个房间一同研讨领带的若干种打法。今非昔比，如今我们都有了若干套真正够档次的西装和若干条有可能得到女性礼节性夸奖的领带。这回研讨的，则是若干年退休后的打算。这方面我可谓蓄谋已久，兴致勃勃地坦言相告：退休第二天就卷起铺盖打道回府，返回乡下老家。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吃瓜，种豆吃豆，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激素，吃起来是何等开心何等放心何等……我正说得来劲儿，副厅级忽然以副厅级的语气插话进来：“那么我问你，既然不用化肥，那么就要用农家肥吧？‘文革’上山下乡，你我都在乡下干过几年农活儿，难道你不知道牛屎猪屎是臭的？再说自己种瓜种豆能种出几个品种？可城里超市有多少品种？我说老兄，陶渊明陆放翁吟得做不得的。去乡下种瓜种豆？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是啊，当年我们都同样干过农活儿，几年后同样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毕业后同样教日语搞翻译。不同的是他后来有了行政级别而我没有。但我总觉得这点不足以从根本上决定我们对种瓜种豆的态度。那么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我明白了，是出身！他出身上海。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离开上海又返回上海，去安徽乡下务农只是他人生旅程临时停靠的荒野小站，如一颗偶尔偏离运行轨道的行星。一句话，他是城里人——“阿拉上海人！”实际他也很快撇下我和另一位与会者讲上海话去了。于是，我一个人拐去一条荒草隐约的砖铺小径。我没有为此产生失落感，反而觉出几分释然。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上海话是上海人的精神故乡，是上海出身的城里人的胎记。
我呢？我不同。我出身农村，说得文学些，出身乡间，是乡下人。而且是毫不含糊、毫无折衷余地的乡下人。乡下是我的“阶级烙印”和精神胎记。四十余载的城市生活固然是我冲破乡间时空制限的成功尝试，是表现乡下人生命能量或其灵动的奋力突围，但说到底，城市终不过是自己人生旅程一座座巨大而辉煌的中转站，而终到站仍是荒野小站——那个曾是始发站的仅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这意味着，我仍是乡下人。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自由奔放而又危机四伏的羁旅之后，旅人越来越思念自己出走的故园空间，思念屋后的土豆花南瓜花，思念房前的黄杏和歪脖子垂柳，进而回归宁静而带有荒凉以至终末意味的乡间，让生命的强度和广度在此渐次弱化、收敛以至衰老——在故园的花草树木的拥抱中，在清晨鸟叫和傍晚蛙鸣的陪伴下……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条马哈鱼，无论在大海游出多远，无论海底龙宫的公主们多么妖冶迷人，无论海面的惊涛骇浪多么催发斗志，也还是要游回自己出生和出走的地方。那个地方，对于上海人就是上海，对于我这个乡下人就是乡下。这一宿命式取向，可能无关乎副厅级或正高级，无关乎“中转”的时间跨度，而更关乎出身——关乎“烙印”，关乎“胎记”。
不过，那个仅五户人家的小山村是回不去了，它已被附近石场那个巨大的“鼠标”彻底删除。作为替代符号，我在当年的公社所在地、如今的小镇的镇郊山脚得到了一处院落。“五一”回来一次，新栽了二三十棵柳树榆树柞树山核桃树，确认了去年栽的四五十棵李树杏树海棠树。宿根的蜀葵那时就已忽一下子蹿出地面，及膝高了，舒展的叶，挺拔的茎，绿油油迎风摇曳。在青岛城里伏案读写的间隙，或晚饭后散步路上，我每每想像树上的新叶和蜀葵的花蕾，想像弟弟代种的瓜豆，想像傍晚远山迤逦的晚霞和夜空劈头盖脑的星星……越想越盼望暑假的到来。
现在，暑假终于到来，我终于返回乡下。写这篇小稿的此时此刻，蜀葵正在窗口盛开怒放，粉的，白的，白里透粉的。新栽的海棠树正在门前炫示崭新的叶片。再往前一点点，去年栽的樱桃树已经缀满娇滴滴圆滚滚的红色珍珠……
我到底属于这里，属于乡下，一如副厅级属于上海。
（014.7.5）（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