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眼又湿润了，但我的理智战胜了感情，慢慢地揭开了这千斤重的扉页……
有人说，美是争艳斗奇的百花，人是追花夺蜜的蜂蝶。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人是热爱美、追求美的。
美，是多种多样的。大自然的美，是上苍恩赐的；艺苑奇葩的美，是艺术家创造的；理想的美，是革命志士追求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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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能驱散冰天的寒冷；光，能冲破沉沉的黑暗。寻求温暖的人，期望得到火；追求黎明的人，希冀看见光。为了追求火和光，人们创造了形状迥异、大小不一的灯。我国人民为什么最喜欢龙灯呢？难道神州大地真的是太寒冷、太黑暗了吗？
龙灯是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象征。但是，谁曾见过这样蔚为大观的龙灯呢？夜，黑得赛过了锅底，对面看不清人；云，又低又厚，像铅块似的重压着山川大地。猝然之间，奇迹出现了，远天飞起了一条火龙，上接着天，下连着地，蜿蜒迂回，飞舞。起风了，火龙顺着风势升起，火光时高时低，远远望去，像是火龙狂舞。下雨了，火龙宛如钻入云雾之中，火光时隐时现，时暗时明，变幻神奇，火龙越飞越高，像是一条挂在天上的火舌飘带，在万里夜空中起舞，向着黑暗的大地撒播着火种。
这擎火龙的不是万能的神，是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万里长征的工农红军。组成这条巨大火龙的是无数的火把，据当事人回忆：“有的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班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如果打土豪搞到一桶、两桶洋油，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上洋油，一个班有八个也就够了。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团部通信班、营部、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雨夜翻越高山，气氛迥然不同。“从下往上看，火把、灯光，蜿蜒曲折，似上云霄；往下看，盘盘弯弯，仿佛是缠住大山的一条火龙，不停地游动着。一会儿，某一段火光隐没了，那是他们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过了一会儿，那火光又从暗处钻了出来，这是他们走出密林的情景……”
山，像是刀劈斧削；路，不过二尺来宽，由于连日绵绵阴雨，每个石级上都长满了青苔，稍不小心，就会失脚倒地，顺着陡立的山坡滚下去。爬山的红军战士躬身俯地，翘首向前，望着指路的火把，保持着一定距离，双脚就像是两只铁钉，紧紧地嵌着山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苍山入睡了，显得是那样的神秘，淅淅沥沥的雨声，时近时远的林涛声，再加上红军那混乱的脚步声、急促的喘息声、火把燃烧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共同组成了一首神奇的交响曲。那不时传来的“跟上！不要掉队”的低声喊叫，就像是交响乐队的指挥在提醒着疲惫的人马战胜一切困难，胜利地翻过这座大山！
凭借火把的光亮，在大山的半腰间，可以看见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他们总共只有几十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人背着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腰带上系着一个茶缸或搪瓷饭碗，抬着有伤员的担架……这就是红军长征路上的医院。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妇女，身材不高，右手举着一盏马灯，身上披着一块看不清颜色的油布，显得十分干练。她不时地回过头来告诉大家：“脚下要生根，不准把伤员摔到山下去！”是由于她参加红军的时间久长，还是因为她是一位首长的夫人？官兵谁也不称谓她的职务，似乎也忘记了她的名字，一律亲昵地叫她霍大姐。走在这支队伍最后面的是一位身材魁伟的军人，高出别人足有半个头。他腰中插着一支手枪，显得格外的神气。他原在保卫局工作，长征前夕奉命来到医院，大家叫他老马。他不时也瓮声瓮气地喊一声：“注意！千万不要睡着……”
突然，山风呼啸而起，林涛发出瘆人的怒吼，一个个指路的火把被吹灭了，只有为数不多的马灯还有光亮，那腾跃狂舞的火龙终于被风雨之夜吞食了！风是雨头，不时大雨倾盆，泼在了险陡的山路上，汇成溪流，顺坡淌下，流量越来越大，流速越来越快，待到山脚下，已经变成一支不可阻挡的急流，向着山谷溪底一泻而去！红军医院的指战员、伤病员抵御着山风的侵袭，洗着大自然恩赐的冷水浴，沿着烟雨如织的山路向上爬啊爬，希望快一些爬上山顶，希望赶在天亮前翻过这座险峻的高山。
在这支医疗队伍的中间，有一副抬着伤病员的担架，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妇女，双手牢牢抓住两边的竹竿把手，粗粗的绳子缠过脖后，搭在双肩上，为了保持担架的平稳，她的前胸就要贴到石级上了。她爬山的步子越来越慢，急促的呼吸却越来越快了。她全身湿漉漉的，不停地淌着水，究竟是秋雨，还是汗水？她也分辨不清楚。待她感到双腿发软，两眼开始冒金花的时候，还不放下担架，她坚信自己有力气，能够战胜狂风恶雨，抬着担架登上山顶。但是，人的力气是有限度的，当她的热能完全耗尽的时候，便昏倒在了山路上。
殿后压阵的老马闻声赶了过来，急忙扶住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骂骂咧咧，大声地指责着这位抬担架的妇女。这时，头前带路的霍大姐提着马灯也赶到了，她慌忙把这位累昏过去的妇女扶起，抱在自己的怀里，解下水壶，为她灌了两口开水，然后用手摸了摸她快速跳动的胸房，才放心地喘了口长气。这一切，老马全都看在眼里，他颇为不满地说：
“霍大姐！爱憎可要搞分明噢。”
霍大姐是位见过世面的女同志，在不算短的革命生涯中，练就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火暴脾气，再加上她是红军中高级指挥员的夫人，所以就越发地敢于仗义执言了。老马这一句刺话，像是烧着的引信，一下子就把霍大姐这门大炮点着了，她紧紧地抱着累昏过去的妇女，大声地说：
“什么？我没把爱憎搞分明？她为抬伤员累昏过去了，救治她有什么不对？难道只有你姓马的拿着枪，不管死活地逼着她抬担架，就算是爱憎分明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嘛！”老马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大姐，你是知道的，我是奉命行事的。”
“那，就没有个灵活性啦？”霍大姐仍旧有气地反问。
“难啊！她是个托派……”
“不，不！我不是托派……”倒在霍大姐怀抱中的妇女猝然醒来，像是触了电，腾地一下挺起上身，大声地辩白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工农红军中的一名战士！”
“那保卫局派我来做什么？”老马突然冷漠地笑了，不紧不慢地说，“自己说是没有用的，我提醒你一件事，你帽子上的红五星早就被保卫局收缴了！”
这位被打成托派的妇女叫姚秀芝，是红军剧团的主要创始人，也是红军剧团中公认的艺术大师。每当她演奏起心爱的小提琴，红军战士都会悄悄地围拢过来，静静地坐在她的四周，欣赏着她动人的演奏。漫长的革命历史，艰苦的转战岁月，磨去了她那美丽的女性容颜；然而，在她那慈祥的脸庞上，仍然可以寻觅到青春年华时的美貌。平常，她身上穿着普普通通的红军戎装，却给人一种不同凡俗的神韵——不仅有着高级指挥员的风采，而且还有着艺术家所特有的气质。她为人随和，也没有领导者那种所谓的架子，在红军剧团中享有很高的权威。在红军长征前夕，令人生畏的“托派”帽子落在了她的头上，如若不是军情紧迫，需要突围转移，说不定她还在保卫局的审查室里过日子。由于各种原因，她不得不离开一手创建的红军剧团，背上她那把心爱的小提琴，来到了红军医院，作为一名被看押的囚徒，参加了史无前例的长征。近一个月以来，她不声不响，小心翼翼地护理伤员，抢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多数同志的眼里，她是一位难以理解的好人；在老马的心目中，她是在有意表现自己，以此抵消托派的反革命罪行；但是，只有霍大姐的心里明白，姚秀芝的心中有着一盏长明不熄的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而，当老马说她是托派的时候，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她大声地反驳着——她不允许任何人亵渎她追求的理想。是风雨浇灭了她心头的火气？还是想到了雨中的伤员？她吃力地站起身来，俯身拿起拴在担架把手上的绳子，顺势把头一低，搭在了后背的双肩上。霍大姐急忙抓住姚秀芝的手，说：
“秀芝！这担架你死活也不能再抬了。”
“不，不！要抬，要抬……”
姚秀芝刚刚哈下腰，蓦地抬起头，想以实际行动说服霍大姐，她是可以继续抬担架的。然而她的精力已经耗到了极限，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两眼冒着金花，身子晃了几晃，再次昏倒在山路上。
霍大姐吓得慌了手脚，放下马灯，双手抱住处于昏迷状态的姚秀芝，不住声地叫着：“秀芝！秀芝……”片刻，姚秀芝轻微地呻吟了一声，再次苏醒过来。霍大姐放心地抬起头，看见老马站在面前，一时火气又涌上心头，她自言自语地发着牢骚：
“托派？我可没有见过这样的托派！假如我们的队伍中，多几个她这样的托派，那，我这个红军医院的负责人就好当了……”
老马自知惹不起霍大姐，只叹了口气，借以表示他不满的情绪。
翻越这陡峭险峻的大山，又窄又险的山路，最忌讳行军队伍中途停留，压着后续部队不能前行，所以这时，山下传来了质问声，有的话语还非常难听。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是位勇敢的战士，他的右腿中了一弹，弹片还未取出，可他不愿意承受阻止红军前进的骂名，他吃力地挺起上身，拿起一把靠近身旁的拐杖，从担架上挣扎着站起。霍大姐一看，急忙放下姚秀芝，赶到伤员的跟前，一手抓住拐杖，严厉地批评：
“胡闹！快服从命令，给我老老实实地躺在担架上。”
“躺在担架上有什么用？谁能抬着我爬山？”伤员战士凄楚地说。
“放心！”霍大姐为了宽慰受伤的战士，亲切地说，“小老表，还有我这个霍大姐嘛。”
“不，不！这可要不得……”
“要得！要得……”
伤员战士死活也不让霍大姐抬他爬山，一边挣扎着想从担架上滚下来，一边急得大声嚎啕。老马站在一边，看着吃力爬起的姚秀芝，听着霍大姐和伤员的争执，以及山下传来的叫骂声，他一步跨到担架的旁边，轻轻拨开霍大姐，双腿跪在滴着雨水的山石路上，不容争辩地命令说：
“都不要吵了，把他扶到我的背上，我背着他爬山！”
老马这突兀的行为把大家惊呆了，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又严肃地命令：
“还等什么？扶着我的身子站起来，趴到我的背上！”
大家都从惊愕中醒来，首先是负伤的战士大声拒绝，接着就是霍大姐和姚秀芝争着要抬担架。老马没有再说什么，他猝然转过身，双手抱起负伤的战士，沿着雨水漫过的石级，踉跄地向前走去。
姚秀芝呆滞地站在山路上，忘记了风雨的厮打，看着那消失在风雨之夜的高大身影，内心中涌起了一串串感情的浪花，是内疚自责？还是景仰钦佩？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只有一种感觉是明晰的，那风雨之中的高大形象占据了她的心房，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霍大姐悄悄说过的这段话：“老马是位长工出身的红军战士，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凡是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他都会顶呱呱地完成好。这些年来，在每次打土豪、搞肃反中，都以阶级立场鲜明而著称。因此，他被保卫局有关单位选中了。”姚秀芝有些痛楚地摇了摇头，又感慨地叹了口气。
这时，霍大姐拿着伤员的双拐，走到了姚秀芝的身旁，她递过一根拐杖，近似自语地说了一句：“知识分子倒霉就倒在遇事爱胡思乱想，走吧！”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挽着姚秀芝的臂膀，二人迎着扑面打来的风雨，艰难地向山上爬去。
泥泞的山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霍大姐和姚秀芝拄着的拐杖，就像是盲人手中试路的竹竿一样，测试着淌满雨水山路的险夷。霍大姐是个乐观主义者，无论在什么环境，她都能找到话题，并引导大家说个没完没了。必要的时候，她再说上一两句笑话，乐得大家把疲劳都忘到脑后去了。风雨骤然变小了，她回身看了看山下稀疏的灯火，转身仰起头，看了看山上复又燃起的火龙，有意地问：
“秀芝，你说说看，这山雨为什么会突然变小了呢？”
姚秀芝沉默不语。霍大姐举起马灯，照了照姚秀芝那忧郁的表情，忍不住笑了，大声问：
“喂！你又在想什么啦？”
“我，我……”姚秀芝从沉思中醒来，一时无言以对，为了掩饰内心的痛苦，她结结巴巴地说：“你不要见笑，我突然想起了两句古诗。”
“哈哈……”霍大姐果然大声笑了，“你可真有意思，快告诉我，是哪两句古诗？”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霍大姐虽然出生在江西大山之中，可自幼随父亲熟读诗词歌赋，读中学的时候，又是班上有名的“文豪”，因此，她听姚秀芝说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后，立即想起了《郑风》中的《风雨》篇。自然，她也想起了《诗序》中所说的这段注释：“《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恩君子不改其度焉。”她想起姚秀芝那非凡的经历，特殊的爱情，以及那不幸的处境，感慨地说：
“你呀，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地方，还净想这些没有用的事！”
姚秀芝被说得有些难为情了。她忙有意转开话题问：
“霍大姐！这风雨为什么变小了？”
“哈哈，我正想问你呢！”
“我说啊，不是山雨变小了，而是我们爬高了。”
“对！对……”
霍大姐打开了话匣子，为了证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她指着山下稀疏的灯光，说明后续部队仍然在风雨中爬山；她指着头顶上狂舞的火龙，说明山上已经雨过天晴，甚至压根儿就没有下雨。接着，她又兴致勃勃地向姚秀芝述说，她家乡的山里经常出现这种情景。尤其她讲到自己站在山顶上，望着脚下飘舞的浓云密雾，像真的变成仙女的时候，她那种自豪的语气，天真的样儿，似乎又回到了那纯洁的姑娘时代。她有些怅然地说：
“可惜啊，世上没有拴住美好时光的绳子，要是有啊，我真想永远和蓝天、白云为伴。”
姚秀芝第一次发现霍大姐还有如此纤细、富有诗意的感情。然而，姚秀芝的经历实在是太坎坷了，青春时代的美好憧憬，早已被打得破碎不堪，因而她听了霍大姐的话语，自然产生了如下的念头：“世上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绳子，我们只有不懈地去追求！”
山风小了，淫雨收了，蛇形的山路越来越窄，越爬越险，有的地方陡峭如削，犹如上天梯一样。前边传来点燃火把的命令，不时，一条缠绕大山的火龙又复活了，眺望夜空，“之”字形的火龙绵绵蠕动，连接着星光。可能是为了减少翻越险山的紧张情绪吧，爬山的队伍中，传来了“加油啊！不要掉队。”“再发起一个冲锋，我们就上天了！”的吆喝声和阵阵欢快的笑声。
此时，姚秀芝真想倒在地上喘口气——哪怕面前是一洼水地。可是当她想到伤员同志的痛苦，老马身上的重荷，便立即举着一支火把，快步追上了步履艰难的老马，苦苦哀求说：
“老马同志！还是让我们抬着伤员爬山吧。”
老马背着伤员，像是一个严重驼背的罗锅，鼻子尖快要触到山路上了。他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争吵，他只想减轻伤员的痛苦，早一点翻过这座大山。他闻声侧过头来，紧促地喘着粗气，当他认出是姚秀芝的时候，便生气地说：“算啦！我还没有累到昏过去的地步。”说完，他转过身，赌气似的一步一步向上爬去。
姚秀芝满腔热忱的心，像是浇了一盆凉水，真是寒透了。但是，她能够责备老马对自己的无情吗？不能！因为她明白这些同志的爱憎朴素得很，丝毫没有一点掩饰。当然她还清楚地知道，假如这种朴素的爱憎，是他们亲身体验来的，比如对土豪的憎恨，对红军的真诚爱戴，那无疑是正确的；但假如这种爱憎，是受命于上级，那真是无可奈何了。姚秀芝的情波渐渐地平静下来，为了不使负重爬山的老马摔跤，她擎着火把，照亮了坎坷难行的山路。
突然，前边的队伍停了下来，说是前边的山路太陡，驮着辎重的战马爬不上去，要大家原地宿营，天亮以后再继续爬山。天哪，这不足二尺来宽的山路怎么睡觉呢？万一睡梦中滚下了山怎么办？可是同志们实在太疲乏了，睡眠，此时变成了人生的第一需要。接到命令以后，每人都打开毯子，紧紧地裹在身上，有的顺着山坡躺下，有的背靠着树木坐下，把眼一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姚秀芝和霍大姐安排好伤病员，像往常宿营那样，她们坐在山道上，背对着背休息。她们虽然也疲惫不堪，可谁也没有睡意，合着双眼，各自想着心事。突然一阵山风袭来，冷得她俩同时打了一个寒噤。霍大姐转过头来，凑近姚秀芝的耳边说：
“同志们的衣服都湿了，山风又透心的凉，就这么入睡准会得病的。”
“是啊！可……同志们太累了。”姚秀芝为难地说。
“那也比病倒了好啊！”霍大姐说。
姚秀芝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分量。红军自长征以来，不到一个月就减员一半，号称十万人马的中央红军，已经不足五万了。另外，一个红军战士负伤，需要两个以上的红军战士看护，如果一夜之间，数以千计的战士病倒了，谁来照管这众多的病号和伤员？又拿什么药来医治他们？因此，她打心里赞成霍大姐的意见。然而她用心一想，谁能给夜宿山路的战士带来温暖呢？她真的没有一点办法。忽然，一束强烈的火光向她射来，她定睛一看，老马趴在山坡上，正在点燃一堆干柴。她激动地捶了霍大姐一拳：
“你快看啊！篝火，篝火……”
霍大姐看见红红的火苗，真是兴奋极了！她蓦地从石级上站起，大声呼叫着沉入梦乡的红军战士，让大家向老马学习，捡拾干柴，点燃篝火，烘烤湿透的衣服。不时，夜幕笼罩的苍山，燃起了星星点点的火堆。
篝火熊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烤得战士的身上暖烘烘的，一缕缕热气，散发出一种雨汗相间的气味，熏得人们有些醉了。向后一倒，便以天地为衾枕，昏然入睡。还有少数同志，忘记了在烘烤潮湿的衣服，困得把手一松，军衣掉进了篝火之中，还有个别战士，干脆穿着湿漉漉的衣服，依偎在篝火旁边，饱享着火光带来的温暖。突然啪的一声，燃烧的枯枝弹到了他们的脸上，烫得惊叫不已。霍大姐担心出事，一时又想不出既能驱寒、又能解乏的办法。无意之中，她看见了姚秀芝双手抱着的小提琴，她大声问：
“同志们！大家想不想听音乐啊？”
“想听！”
“好！欢迎原红军剧团的姚团长给大家拉一段要不要？”
“要！”
围在篝火四周的战士们、伤员们都不约而同地鼓掌欢迎。
姚秀芝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掌声了，她的心里荡漾起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感波涛。她作为一名艺术家，从这热烈的掌声中感到了快慰，也知道了红军战士何等地需要精神食粮。另外，她作为一名长征中的囚徒，能够拿起艺术的武器，鼓舞红军战士排除万难前进，也感到由衷的激动。她把提琴盒子放在双腿上，细心地解着包琴盒的油布。但她万万不曾料到，欢迎的掌声一落，老马倏地站起身来，坚决地反对说：
“霍大姐！我不同意红军战士听她拉小提琴。”
“为什么？”霍大姐惊讶地问。
“她是一个没有定性的托派！”老马固执地答说。
“难道听托派拉奏的音乐，也会变成托派分子吗？”霍大姐真的生气了，走到老马的跟前，大声地质问。
对此，老马可有点始料未及，他望着厉声相逼的霍大姐，有点心虚地说：
“可不要忘了，这……是个立场问题。”
姚秀芝听着这严肃的争论，激动的心情消失了，解油布的双手也变得有些木然了。她内心真是痛苦到了极点。当时，她真想大吼一声：“我不是托派！”瞬间，一个背着伤员爬山的形象出现了，她那满腹的怒火又渐渐地熄灭了。她轻轻地捅了捅霍大姐，示意不要再争下去了。接着，又理智地用油布包好了小提琴的盒子。
霍大姐的火暴脾气，就像是三伏天的雷阵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算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争吵。片刻，她又大声地问：
“同志们！你们都来献策献计，谁有办法让大家安全地度过这夜晚？”
围拢在篝火旁边的战士无精打采，对霍大姐的问话谁也不感兴趣，没有一个人答话。
老马不想——也不敢得罪这位首长的夫人霍大姐。他一看这尴尬的情景，有意解围地说：
“同志们！霍大姐是老资格，请她给大家讲个革命故事好不好？”
“好！”大家有气无力地说。
老马自然明白这声“好”是出于礼貌，但他为了把气氛造得热烈一些，就像当年红军开联欢会拉歌子那样，拿腔拿调地大声说：
“让我们一齐鼓掌欢迎！”
战士们稀稀落落的掌声，自然不会给霍大姐带来欢乐。相反，却引起了她很多的联想：过去，她曾听过无数次红军战士们的热烈掌声，那是在红军战士的庆功大会上，他们为自己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同是这些红军战士，今夜却困在了山上，没有了往日那种勇往直前的豪气，也丢掉了那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似乎一下子变老了许多！当她的思路，由战士消沉的情绪转到姚秀芝受审长征的时候，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千斤重石，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她习惯地叹了口气，说：“好！我给大家讲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有一家大地主，养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自小聪明过人，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其中尤其酷爱音乐，演奏一手不错的琵琶和古琴。附近的人们，都称她是一位才女。在她十六岁那年，父亲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产，强迫她嫁给大军阀吴佩孚手下的一个旅长，她死不答应，于是落发为尼。这个旅长兽性大发，只身打进庵来，强行霸占了她。受辱的姑娘没有想到死，当夜用剪刀刺死了这个旅长。为了争得女人活下去的权利，她毅然女扮男装逃到北京，寻找一条生路。在北京街头流浪期间，遇到了一位寻求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二人结为挚友，并结伴赴法勤工俭学。她终于恢复了女儿装，惊得好友瞠目结舌。姑娘学习艺术，男友学习工程建筑，但他们的共同主课却是马克思主义。北伐前夕，他们在巴黎公社墙下举行了婚礼，姑娘用小提琴高奏起了无产者的最强音，参加婚礼的留学生一齐和着琴声，高唱起了《国际歌》。她曾激动地对我说：这不是普通的歌声，这是在向旧世界宣战的誓言，是催动新中国早日诞生的呐喊……
霍大姐讲得太激动了，不得不被迫中断这传奇的故事。围在篝火旁边的战士，一个个听得忘了困乏。老马真心敬佩这位姑娘，又想知道这位姑娘回国后的革命壮举，他大声地说：
“霍大姐！快接着往下讲啊！”
霍大姐仍然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中，似乎没有听到老马的话声。老马这个急性子可来了火气，生气地拍了一下大腿，愤愤地说：
“哼！偏偏讲到这节骨眼上收住了，这不是怀揣马勺——‘成心’吊大家的胃口吗？”
霍大姐不知为什么，仍旧没有讲下去，依然在沉思着。老马真想知道这位姑娘的结局，无奈，只好换了个口气，明知故问地说：
“霍大姐，听你的口气，你一定认识这位姑娘了？”
“认识！”霍大姐淡然地说。
“她现在也有三十来岁了吧？”老马一面掰着指头，一面关切地问。
“有了！”霍大姐无限感慨地说，“时间拴不住啦，她转眼快到中年啦。”
“霍大姐！”老马趋前一步，惋惜地摇了摇头说：“今晚，这个姑娘要在该多好啦，她拉着小提琴，我们一起高声唱起《国际歌》，这风，这雨，这陡峭的山路，还有这全身的疲劳，都通通地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霍大姐听着老马这由衷的感慨话语，片刻，喟叹不已地说：
“人，就怕言行不一啊！如果这位姑娘真在的话，我看老马就不一定这样说喽！”
“你……怎么怀疑起我老马来了？”老马急得大步走到霍大姐的面前，拱抱起双手，格外生气地说：“霍大姐，这位姑娘要在，我老马要不亲自请她拉琴，就不是一名红军战士！”
“这话是真的？”霍大姐问。
“真的！”
“还反悔吗？”
“绝不！”
“好！”霍大姐转过身来，指着正在护理伤员的姚秀芝，沉重地说：“就是她。”
“她？……”
老马惊得愣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望着面前自己看守的托派嫌疑犯，怎么也和那位在巴黎公社墙下举行婚礼、拉着小提琴、高唱《国际歌》的姑娘对不上号。但是，当他想到姚秀芝被打成托派，开除了党籍，失掉了军籍，还坚持长征；自己身体虚弱，还要带头抬伤病员爬山的时候，他似乎又觉得眼前这位看押的囚徒，和那位姑娘有着某些联系。他茫然了，不知该如何履行自己当众宣布的诺言。
“老马！你怎么不说话了？”霍大姐望着沉默不语的老马镇定地问。
老马仍然呆滞地站在原地一言不发。
“老马！你真的变成了言行不一的人了？”霍大姐有意激将地问。
老马突然伸出双手，整理了一下军容风纪，转身迈着军人那有力的步伐，向着姚秀芝的身旁走去……
这琴声，就像是闪电，给黑漫漫的苍山大地带来了光焰；这琴声，又像是点燃奴隶心中怒火的引信，霎时间，满山遍野同声唱起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听！这琴声如泣如诉，似近似远，那是在诱发一个个奴隶的心声；听！这歌声低沉压抑，如悲如愤，那是挣扎在死亡边缘上的奴隶在呻吟；听！这琴声铿锵有力，像是船夫号子中的领唱，指挥着一长串赤身的纤夫与激流抗争，与险滩奋战；这歌声激越高昂，就像是奴隶们挣脱了锁链，呼喊着向旧世界宣战！……
循着这变化无穷的琴声，我们看见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边，站着一位颇具风采的中年妇女，颌下夹着一把小提琴，右手舞弄着琴弓，陶醉在音乐之中。她忽而上身微颤，忽而头部随着琴声的缓急，十分协调地摆动着，一句话，她的灵魂和音乐完全融为一体了！她就是长征中的囚徒姚秀芝。她用琴声驱走了困神，唤醒了一个个红军战士，高声唱着《国际歌》，前进在陡峭的山路上！夜幕打开了，晨曦的光芒渐渐洒向了人间；待到红军战士登上险峻的高山之巅，天完全大亮了。举目眺望，长空放晴，云雾皆收，如血的朝霞捧出一轮红日，万道金光掩映在峰峦丛林之间，姹紫嫣红，光怪陆离，异常壮观。
从此以后，姚秀芝的琴声又回到了红军中间。打了胜仗，小提琴就奏响了欢庆的乐曲，向英雄的红军战士们致敬；打了败仗，部队继续无目的、无穷尽地向西逃亡，小提琴就奏响了动情的江西民歌，让红军战士于失败之中想想当年的中央苏区，思索着失败的原因。
姚秀芝仍然没有摘掉托派嫌疑分子的帽子，但是，红军战士早已忘记了她是长征中的一个囚徒。她是一位有着渊博知识和政治素养的红军干部，同时又是一位执著追求革命、信仰共产主义的艺术家，因而她永远不能寂寞，时时都在求索。人生最大的苦痛是什么？自然不是坐牢，遭受幽禁。如果铁窗之火能冶炼革命斗志，这监禁之地恰是高风亮节之所，她会认为这也是人生的最大乐趣。然而，今天禁闭她的囚牢是共产党设立的，押送她的解差是红军战士，作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徒，还有比这样的处境更痛苦的吗？姚秀芝由于遭受审查，不明白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原因，也不知道最终退向何方；在长征的路上，她这个囚徒没有活动的自由，更不准随便和红军战士谈心，唯一的权利，就是看护越来越多的伤病员。因此，她心中的苦闷是可想而知了！姚秀芝真想早一点解开心头的谜团，为此，她利用一切机会和霍大姐深谈。
霍大姐是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她和丈夫被说成是朱毛山头的人。由于她的丈夫能征善战，所属部队一时又离不开他，所以才幸免于被撸掉兵权，像姚秀芝这样放到基层当“囚徒”。但是，霍大姐却受到了牵连，长征的前夕，把她调离机要部门，放到红军医院中做临时负责人。她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么还要搞株连九族这一套？每当姚秀芝问到有关这些事的时候，她总是要长长地叹一口气：
“秀芝啊！我的处境比你也好不了多少，你是明牌的囚徒，我是在上面挂了号、内部控制的囚徒。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可是，姚秀芝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啊！她每每听到霍大姐这句话，就兴味索然地离去了。接着，她不是埋头于护理伤病员的工作，就是独自一个人躲在僻静处，安上弱音器拼命地拉琴，在这艰苦的路上，似乎只有工作才能填补她内心的空虚，也只有琴声才能发泄她满腹的愤慨。
命相连，心相通。霍大姐对姚秀芝的处境是同情的，因而在行军中，利用可怜的一点职权照顾她；遇上老马 为难她的时候，就挺身而出为她说几句不平的话，试图在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伤病员的心目中，抹掉她那托派、囚徒的形象。但是，她们毕竟还不十分了解，因而她对姚秀芝的一些做法也难以理解。比方说，姚秀芝被打成托派，是因为心爱的丈夫在苏联期间，曾和托洛茨基的一位部下有过交往，可她为什么会和反对她丈夫的人结合呢？难道她真的想通过这种违愿的结合，抹掉别人强加给她身上的污点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一个多月以来，霍大姐寻找不到答案，但她从姚秀芝的言行坚信，这个坚毅的女红军，永不屈服的囚徒，这样做一定别有原因，在一次宿营的时候，她依然和姚秀芝背对着背休息，为了探视姚秀芝深埋内心的秘密，她主动地讲述了自己的爱情经历。
霍大姐虽然结婚将近六年了，可是她的年龄还不足二十五岁。在轰轰烈烈的农**动兴起的时候，她这位女中学生走出了校门，被山沟沟里的有钱人讥为金凤凰飞离了梧桐树，领着被骂作痞子的泥腿子造了她爹的反，真是出足了风头！大革命失败以后，她被父亲缉拿回家，打入囚牢。用她父亲的话说：“不让她上上刀山，下下火海，脱上几层皮，掉下几斤肉，她是不会改邪归正的！”然而，这位性格倔强的霍大姐，宁可死了，也不向父亲低头认错。不久，秋收起义的部队逼近了她的山乡，反动的父亲逃跑的时候，决定把她带走，她死活不从，气得她父亲重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骂了一句：“让红毛绿眼睛的山大王娶你做压寨夫人吧！”遂带着金银细软、妻儿老小逃走了。很快，红军解放了山乡，也从牢中救出了霍大姐。是天意相许吧，她真的爱上了一位长她整整十岁的红军指挥员，虽然没有应验她父亲的话语，当上山大王的压寨夫人，可的确成了一位红军干部的妻子。那时，她刚刚过完十九岁的生日。她讲到这里，突然收住了话音，又习惯地叹了口气，感慨地说：
“秀芝！我们这一代女人是不幸的，为了求得爱情的幸福，婚事也变得有些传奇了。多少年以后，我们这些和绿林好汉成亲的人，在艺术家的笔下，将会被描写成个什么样子呢？”
姚秀芝虽然也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可她主要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教育，她只相信爱是婚姻的基础。有了真正的爱，即使相爱的人儿远隔千里，他们仍然是幸福的。但是，严酷的现实惩罚了她，使她永远地失去了这种相爱的基础，所谓的夫妻结合，竟然变成了一种需要——当然不单单是指生理的需要。这对一个视情操为圣洁的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啊！因此，她听了霍大姐的话后，淡淡地笑了笑说：
“霍大姐，做山大王的压寨夫人不一定会痛苦，未来变成国王的妻子也不一定幸福，关键是为了爱，还是为了需要，而需要总有满足的时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你的爱情生活，倒是很羡慕的。”
霍大姐以为时机到了，便问：
“秀芝！你爱他吗？”
姚秀芝被问得窘住了，霍大姐的问话，就像是一颗重型炮弹，炸开了她封闭的心扉，那暂时平静的心湖，顿时又掀起了感情的巨浪，搅得她神志慌乱，难以自持。在她的心目中，霍大姐应当是了解她的历史的，起码也听说过她那曲折的爱情经历。此时此刻，她不知为了什么，特别期望霍大姐问起早已逝去了的他，似乎通过对他的谈议，还可以寻回早已泯灭的幸福，尽管她也知道，对逝去的幸福的回味，心中会酿成更多的苦酒。因而，她微微地低着头，像初恋的少女，在向同龄的好友说起自己的情人那样，心里咚咚地跳着，很是不安地问：
“你指谁？”
“张华男。”
“他？……”
“对！我问的就是他。”
姚秀芝面色顿变，方才那甜蜜蜜的滋味猝然变质，苦得她就像是吃了青杏一样。她把头扭向一边，又独自生闷气去了。
霍大姐是个聪明人，她从姚秀芝速变的神色，知道她是十分憎恨这位曾做过保卫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张华男的。说句老实话，由于张华男他们这一伙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把她的爱人打成毛派分子，排挤到一边，她打心里也是反对他们的。为了尽快打开姚秀芝的心扉，获知全部的秘密，又严肃地问：
“秀芝！你是个明白人，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啊？”
“不是！就是把我打死，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不是。”姚秀芝坚定地说。
“你相信原来的他是托派吗？”霍大姐沉吟片刻又问。
姚秀芝自然明白“原来的他”是指爱人李奇伟。她永远不相信李奇伟是托派分子，因为巴黎公社墙下的婚礼就是佐证。但是，残酷的事实竟然是这样的复杂，李奇伟不仅自己承认是托派分子，而且还向组织上交代发展了她，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她无法解释这无情的事实，又陷入了极为痛苦的矛盾中。
“你怎么啦？”霍大姐生气了，大声地问，“难道你真的相信原来的他是托派吗？”
“不！不……可他、他……”
姚秀芝的思绪变成了一团乱麻。她清楚地知道，如果这种谈话再继续下去，她会痛苦到发疯的境地。为此，她匆忙站起身来，慌忙地说了一句：“我看看伤员去！”就像一个小偷似的逃去了。
霍大姐的努力再次失败了，难以理解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何时才能找到打开她心门的钥匙呢？”她站起身来，跟在姚秀芝的身后，也去察看伤病员了。
霍大姐很早就做了母亲，长征前夕，她忍着极大的悲苦，把两个不满五岁的伢子送给了家乡的老表，可是她那颗做母亲的心一天也没平静过。行军的路上，每逢看到老乡的孩子，她都会联想起自己的心头肉；露宿的梦中，也常常因为孩子扑到自己的怀抱里、或被还乡团残酷地杀死而惊醒。为此，她时常对姚秀芝发着这样的感慨：
“我们妇女的痛苦，多半是来自家庭和孩子。”
姚秀芝十分赞赏这句话。这些年来，她饱尝了丈夫酿制的比黄连还苦的酒，只有孩子才是中和这苦酒的药剂。因此，每当霍大姐和她谈起孩子，她就会想起比亲生女儿还亲的彤儿。
彤儿十多岁了，跟着姚秀芝长大成人。多年来，母女二人相依为命，默默地为党工作着，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她是红军剧团最小的成员，会唱歌，会跳舞，自然还能演奏一手不错的小提琴。每当同志们夸奖彤儿天资聪颖，承继了母亲那非凡的才气的时候，姚秀芝的心中就会泛起一阵阵甜滋滋的味道；每当彤儿天真地问她：“妈妈，我能去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提琴吗？”她的心中又会掠过一丝悲凉，但她又立刻回答女儿：
“能！一定能。”
姚秀芝突然被隔离审查了，张华男借口不要给彤儿心灵上造成创伤，强行把她们母女分开了。每到万籁俱寂的深夜，长空就会飘荡着彤儿思念母亲的歌声、琴声。姚秀芝伫立在隔离室的窗前，眺望着空中的明月，静静地听着这歌声和琴声，猜想着女儿忧伤的心情。长征以来，她听到的不是枪炮声，就是伤病员的呻吟声，唯独没有听到那如泣如诉的琴声和歌声。
霍大姐逐渐地知道了姚秀芝这种特殊的母女之情，每当她想做个好心的搭桥人的时候，老马那固执的形象就又闪现在眼前，那可怕的株连事件，又像是一群嗡嗡的苍蝇在包围着她，使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善良的念头。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西进到通道县城，突然决定原地整休，等待命令。老马接到通知，立即赶到张华男的驻地汇报；霍大姐决定趁机去城外看看久别的丈夫。事有凑巧，霍大姐回来的路上，看见随军长征的剧团在忙着筹粮。她找到了彤儿，叫到一边小声地问：
“想妈妈了吗？”
“想……”彤儿猝然鼻子一酸，啜泣起来。
“别哭！别哭……”霍大姐神秘地使了个眼色，压低声音说，“快装作肚子疼痛的样子，阿姨带你看妈妈去！”
彤儿跟着霍大姐来到了红军医院，当她看见久别的母亲蹲在一个大木盆的前边，默默地洗着那带血的纱布的时候，她惊喜地叫了一声“妈妈——！”飞身跑到跟前，一头扎在姚秀芝的怀里失声地哭了。
姚秀芝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这就是现实，因为像这样母女相会的情景，她在梦中不知见过多少次了！直到她看见彤儿仰起泪眼，望着她那惊愕的神色，摇着她那呆滞如木的身躯，哭着问“妈妈！你这是怎么啦”的时候，她才蓦地叫了一声“彤儿！……”紧紧地抱住彤儿哭得发抖的身子，淌下了一串串热泪。
站在一边的霍大姐也早已泪水满面了，她不忍心再看这母女相会，可又怕被老马撞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故又不得不打断这刚刚入情的母女会，关切地说：
“秀芝！你母女快说说心里话吧，老马回来以前，我还要把彤儿送回去呢。”
姚秀芝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哽噎着说了一句“霍大姐！我谢谢你了”。她轻轻地擦去彤儿满脸的泪花，带着彤儿走进了自己的住处。
霍大姐蹲在木盆前，刚刚洗了一块纱布，老马就闯进了院子。她为了掩护姚秀芝母女在屋内相会，急忙起身拦住老马，询问见到张华男的情况。正当老马傻乎乎地讲述中央可能在道县开会的消息的时候，屋内传出了姚秀芝和彤儿伤心的啜泣声，他愕然地问：
“姚老师和谁在屋里哭啊？”
“这……”
“这我可得看看去！”
“不行！”霍大姐一步跨到老马的身前，拦住了去路，神态格外的严肃，但语调又是那样的恳切，“老马！今天看在我的面上，你也不能进屋去。”
“为什么？”
“不要问了，有朝一日我会告诉你的。”
“这……”
“这样做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
这时，屋内传出了彤儿格外伤情的哭声，以及姚秀芝悲切切的话声：
“彤儿！听妈妈的话，快回剧团去吧。”
“不！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妈妈，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呜呜……”
老马全然清楚了，他蹙着眉头沉吟了片刻，很是不安地问：
“彤儿怎么来的？保卫局知道吗？”
霍大姐说彤儿是来医院看病的，顺道看看母亲，没有任何人知道，也希望老马装作没看见，不要向保卫局汇报。
“这……怕不好吧？我的职责……”
“就是对付红军中的所谓敌人，对吧？”霍大姐猝然发怒了，两只冒火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愤然地说，“国民党还许探监呢，你们为什么连彤儿看母亲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这……”
“这是最惨无人道的事情！你懂吗？”
姚秀芝领着号啕不已的彤儿走出了屋门，十分理智地说：
“霍大姐，你把彤儿送回去吧，这，我就很满足了。”
彤儿紧紧抓住姚秀芝的手不放，不住声地哭喊着“我要妈妈……”姚秀芝痛苦地合上了双眼，蓦地用力把彤儿推下台阶，转身进屋，咣当一声，又关死了屋门。
摔倒在地上的彤儿哭得更是伤心，霍大姐急忙赶过来，扶起彤儿，难过地说：
“别哭，不是妈妈狠心，懂吗？彤儿……”
彤儿懂了。屋内又传出姚秀芝的话声：
“彤儿！你再不跟霍阿姨回剧团去，我就不要你这个女儿了！”
“妈妈！我听你的话，我这就跟着霍阿姨回剧团去！”
霍大姐领着彤儿走到老马身旁，说了一句“人心都是肉长的！”气呼呼地走出去了。
老马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几秒钟后，屋门打开了，姚秀芝走了出来，感伤地说：“老马同志！这事与霍大姐无关，希望你汇报的时候，要尊重这个事实。”旋即又坐在木盆前，哗啦哗啦地洗起了带血的纱布。
“我谁也不汇报！”老马转身走了。但他作出这样的决定，还是十分矛盾的。
老马曾经任过张华男的警卫员，被称之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绝对可靠的肃反战士。长征前夕，他受张华男之命，押着姚秀芝来到了红军医院。当然，他还负有其他的使命，如在暗中监视霍大姐，以及其他所谓的嫌疑分子。时间，是改变人的认识的条件；生死，是考验是否忠诚于革命的分水岭。历经一个多月战火的洗礼，姚秀芝这个囚徒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慢慢地起着变化。他经常地自问：“姚秀芝为什么要当托派呢？她在家当小姐，在国外当艺术家，在红军里当指挥员，不都过得很幸福吗？她既然加入了托派，又为什么死活都不承认呢？再说她的言行，我看更像是一个共产党员啊！……”当初，老马知道姚秀芝是张华男的妻子，他逢人便夸奖张华男“大义灭亲，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抬抬手放过！”但是，自从那天夜里翻越险山以后，他对姚秀芝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曾对霍大姐说：
“我看啊，像姚秀芝这样的托派越多越好，革命兴许还会提前成功呢！”
老马和霍大姐是同乡，但霍大姐是老马参加革命的指路人却鲜为人知。所以，张华男要老马暗中监视霍大姐是失算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霍大姐会反对红军，反对革命。老马也是来自井冈山的红军战士，他虽然忠诚于肃反工作，但对红军接连失败、无休止地长征想不通，自然地会想起当年红火的革命年代，免不了悄悄地同霍大姐发几句牢骚，说几句怪话。
霍大姐对革命忠心无二，把一切都献给了共产主义。近几年来，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怪人怪事，尤其是那些借肃反之名，进行着党同伐异，随意整人的事情，令她十分恼火，可又怯之三分。她终于学会了适应的办法，文明的说法，就是要讲究策略。例如，她发现老马的思想开始松动了，就通过回忆共同走过的路，说明现在这种无目的地逃跑是错误的。为了改变老马对姚秀芝的态度，她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的顶头上司就没有难处吗？他如果真的相信姚老师是托派，那为什么不和她离婚呢？你再想想看，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呢？是让你监视姚老师，还是让你暗中保护姚老师，这不是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如果有个变化，你不就真成了一个傻老马了吗？”
从此，老马的心眼也变灵活了，同时，他还想着万一不发生变化的结果。他和姚秀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相安无事地走在长征路上。老马毕竟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同志，他不满意自己的做法，可又不敢贸然行使保卫局授予的职权，内心还是很痛苦的。他真想见到顶头上司交差了事，回到作战部队中去，亮开膀子，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说来也真巧，这种机会真的来到了。
那是红军突然改变路线，放弃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向西进入贵州的一个傍晚，红军医院刚刚扎下营盘，一位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的红军干部骑马来到了医院。老马一见欣喜若狂，飞快地跑过去，一把抓住了战马的缰绳，分外热情地说：
“欧阳！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张首长和同志们都好吗？”
欧阳是这位干部的姓，并非他的名。中国人就是喜欢简单明了，把姓名欧阳琼三个字还省略了一个。他是张华男的秘书，是红军作战部队中为数不多的笔杆子，和老马也是熟人。欧阳琼滚鞍下马，万分焦急地说：
“张首长负伤了！老马同志，快通知医院的领导，做好救护准备，一会儿担架就到。”
老马听说张华男负伤了，急得二话没说，转身跑到霍大姐的住处，如实地作了汇报。霍大姐稍经沉吟，望着面色极为难看的姚秀芝，几乎是用下达命令的口吻说：
“秀芝！你带上急救的药物，立即和老马同志去迎候老张，我留在这儿做好救护的准备工作。”
姚秀芝面色苍白，紧紧咬住微微颤抖的嘴唇，凄楚地哀求说：
“霍大姐！我……不去……”
“你必须去！”霍大姐发怒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怎么这样不近情理？”
姚秀芝第一次看见霍大姐发这样大的脾气，惊得不知所措，她那滚动欲出的泪水，无声地淌了出来。片刻，她说了一句：“随你怎么说吧，我就是不去！”转身离去了。
霍大姐望着姚秀芝的背影，气得“咳”了一声，匆忙收拾好急救的药品，和老马一块急急忙忙地出发了。
姚秀芝理智地准备好救护工作，寒冷的明月已经爬上了东山，可是抬张华男的担架仍然没有来到。事实就是这样在捉弄姚秀芝，她恨张华男，更不愿意见到他，然而他偏偏负了伤，还要住进她待的红军医院。想到此，她那隐隐作痛的心中，陡然之间翻起了波浪。她不知是出于恨，还是因为爱，她只觉得神情恍惚，胸口像是堵了一团棉絮，生命就要被窒息了！是为了逃避？还是为了解脱？甚至是为了其他什么……她身不由己地离开了急救室，沿着山野小路，踏着寒月的银辉，向着山里走去。当她的心无法驱走张华男的形象时，隐隐远去的那段痛苦的历史，又重新在折磨她的灵魂、她的情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