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初年，清朝财政困难，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移缓就急，提后尽前，罗掘之方，实已无微不尽”，仍然不能供应军需。在前线镇压起义的清军，“需用军饷，请拨孔急”。由于太平军先后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军威所及，各省地丁、盐课、关税、杂赋都无法照旧征收，以致地丁多不足额，税课仅存虚名。咸丰三年（185）以后，随着战区不断扩大，清朝统治区日益缩小，原有各项税课每年收数较之旧额平均不到十之四五，而政府各种财政开支，几乎是成倍地在增长着。于是，清政府开始卖官鬻爵筹集官饷。“捐输”开办三年之后，收入大减于前。“捐输不可恃，乃乞恩于内帑”，将内务府所藏的金钟铜器大批熔化，尽可能移做官饷。此外补苴之术，如停养廉、开银矿、提当本、收铺租，不下数十款，“或只宜一试，或收效尚迟”。可以说，有尽之经营，断不能给无厌之吁请。清朝户部大臣为了筹集军饷，实已无孔不入，而部库万分支绌，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财政危机空前加重的形势下，“滇铜亦因道梗不至”，铸造制钱的币材空前紧张。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有人提出改革货币制度，聚敛社会财富的主张。清政府接受了这一主张，把发行票钞，铸造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作为应付军事财政开支的重要手段。
首先，滥铸劣质铜铁大钱，滥发银票、宝钞等不兑现纸币，由封建国家强制通用。
咸丰三年（185）三月，开铸当10铜大钱，每枚重6钱。当10大钱与同币值的制钱相比，减重40%至50%。此后，大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开铸的铜质大钱有当5、当10、当0、当50、当100、当00、当00、当400、当500和当1000等10种。此外，还铸有当1、当5、当10等三种铁铅大钱。京城之外，直隶、山东、河南、福建、广西、甘肃、陕西、云南、湖南、湖北、热河、四川、江苏和浙江等省也陆续开铸。到咸丰四年（1854），大钱的铸造达到了高峰。
一般说来，铸造铜铁大钱的面值愈大，铸造利益也就愈多。以铜大钱的铸造工本和额面法定价值比较来看，如当1000铜大钱额面规定每枚等于制钱1000文，作为金属货币，其金属比价实际只等于制钱8文，强制增值96文，每枚可以使户部增加铸钱收入886文，即净利为工本的7.8倍。当时官府报告也不得不承认，鼓铸铜大钱利厚，如当100文者可以一本二利，当50文者可以一本一利。
铸造铁大钱，因为它的金属比价低，铸钱收入更多。据当时官府计算，铸造铁钱扣除铁炭料物人工费用，每炉每日约可获盈余合制钱0千到0千文。
同时，在各地纷至沓来的请饷奏折催迫之下，清政府于咸丰三年正月十九日（185年月6日）匆忙决定发行钞币。咸丰皇帝令左都御史花沙纳、陕西道御史王茂荫会同户部妥议章程，尔后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讨论，发行官票章程很快出笼。同年十一月又公布了宝钞章程。“官票”又称“银票”，是以库平银两为单位的钞币；“宝钞”又称“钱钞”，是以制钱钱文为单位的钞币。二者合称“官票宝钞”或“银票钱钞”，简称“钞票”。从此以后，在日常生活中，“钞票”遂成为纸币的代名词，中国经济词典中又添了一个新词汇。
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5年4月5日），户部拟定的试办银票章程获准施行，经过一番紧张筹备之后，五月二日（6月8日）开始加紧印制，到六月三十日（8月4日）按章印完第一批1万两银票。银票用高丽纸制成，分为1两、5两、10两、50两四种，分别以《千字文》“天地宇宙”四字号头依次排列。票四周用龙水纹，花纹笔画皆为蓝色。中部顶端印有“户部官票”四字，兼用满汉文字。下为准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银数用大字墨戳。左为某年某月某日，右为某字第某号，用墨笔填写。下边方格内镌小字八行，文曰：“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成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不贷”。数额上盖有“户部官票永远通行”方形印记，骑缝处盖有“户部官票所关防”，长方形印信，均为满汉文合璧。第一批1万两银票在京城搭放时，太平天国北伐军已经越过黄河天险，羽檄纷驰，清军兵饷刻不容缓，户部顾不得观察银票的试行结果，又加紧印制了大批银票，总数为00万两，18万张，其中增加了一种面额为两的银票。
七月二十一日（8月5日）经咸丰帝批准，户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银票，对原来的试办章程做了一些修改。其一，户部直接下发各地粮台的银票分为五种，分别以“仁义礼智信”编排为1两、两、5两、10两和50两；经由各省藩库发放的银票也是五种，分别以“宫殿盘郁楼”为字头排列，票面按省名加用红戳。其二，由户部直接颁发各地粮台5万两票银，.5万张；经各省藩库发行的票银是175万两，计15.75万张。共颁行票银00万两，大小票18万张。其三，搭收搭放比例改为银钞各半。其四，为了维持银票的最初信用，将原来准备下放的二成实银移到官钱局，作为兑换的“本钱”。但规定只准兑现钱文（后来只能兑换贬值的大钱），持有银票的人不准到官钱铺兑换银两，但允许在私钱铺兑换银两和制钱。而事实上，手持银票往官钱局兑现，连制钱也很难兑换，因为官钱局不仅白银缺乏，连制钱也严重不足。
咸丰钞币的发行从一开始就不顺利。银票搭放不久，给事中英绶便报告说，近日户部发放的俸银官票约六七万两，初发出时商民尚且乐于行用，后因官钱铺号称户部无本不肯兑换，于是商人观望，用者渐少。有持票向官钱铺理论，要求兑换者，官钱铺声言任人告发，自有户部做主。果然，户部不久即有不必专归官钱铺收买的用印告示张贴于官钱铺门首。于是，官票几乎成了废纸。京城能够领到官票的人家，有权势的将官票搭交捐输，没有多大损失；无权无势而又依靠俸银生活的人，手持银票，无处可以易钱，只好贱价售于不法商人，由他们去进行非法活动。这是银票刚刚发行时的情况。
银票甫经发行，即形壅滞，却未能使热心推行钞币的人清醒过来。他们或者认为需要制定法律，强制流通；或者认为银票数额太大，难于市场交易，建议印制以钱文为单位的钞币。同年九月十八日（10月0日），由惠王绵愉主持，召开了军机大臣、户部堂官会议，专门研究银票发行情况，决议得到皇帝的批准，下令由户部制造钱钞，颁发中外，与现行银票相辅通行。十一月十七日（1月17日），户部拟定“宝钞章程”18条，十一月二十四日（1月4日）即得到批准。十二月初二（1月1日）即印制成一批钱钞。咸丰四年（1854）初，“取之而不尽，用之而不竭”，旨在搜刮民财的宝钞正式开始搭放。宝钞用俗称双钞纸的厚白纸制成，分为500文、1000文、1500文和000文四种，钱数由刻印而成，也按《千字文》“天地宇宙”字号排列，“每字自1号至1万号止，接用日月盈昃，以次递推”。宝钞四周环饰花纹，上部为双龙戏珠纹，下沿为波浪纹，左右及顶端为云纹。正上面为“大清宝钞”四字，两旁各书“天下通行”、“均平出入”，花纹笔画都用蓝色刷印。正中为准足制钱若干文，右为某字第某号，左为某年制。某字及某号用墨戳钤补，某年字则用蓝色木戳钤。下方长方形格内书写“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每钱钞二千文抵换官票一两”。
因为印制各种面值的银票和宝钞，工本花费尤少，如宝钞一张，工本仅需制钱1文6毫，这就使票钞造百万即有百万之利，造千万即有千万之利。于是清政府自咸丰四年（1854）初开始搭放宝钞，到二月下旬就投放了一百数十万串。
十分清楚，这些通货不论是作为铸币的大钱，还是纸币的票钞，它们之所以保持巨额的面值，完全是由封建国家任意强制增值的结果。
当这些通货投放到流通界中，又按照战前通用的银两和制钱以一定折合率，由国家强制通行。
根据当时法令规定：铜大钱、铁钱仍按制钱计算，每000文折银一两，银票一两抵钱000文，宝钞000文抵银一两，与大钱、制钱“相辅而行”。同时还规定：凡民间定纳地丁、钱粮关税、盐课及一切交官钱项，按规定成数的银票或宝钞交纳，零星小数以当100文、当50文大钱凑交；文武官俸及各项工程也按一定成数的银票或宝钞发给。至于铜铁大钱与制钱的收成，也有规定的搭配成数。
事实上，封建官府在日常收付中始终采取多放少收，甚至拒收的手法。收纳课税最初规定实银和票钞各半，后来改为按银七票三的比例搭收，实际尽可能多收现银，少收或拒收票钞。如在京城，凡有收项的各衙门，对商民交纳票钞，均不肯按照奏定成数收受，有以钞票搭交者，往往掷还不收，意在多收实银一成，即有一成实银之用。甚至崇文门收税，火器营收捐，内务府收地租，大兴、宛平收地丁，或者全不收钞票，或者只收一二成，收后立即用银买钞票，按五成的比例上缴。因为纹银每两可换制钱二千四五百文，而以银买钞票只须000文，每两可获利四五百文，所以不肯收钞票，或只收一二成。在京外如直隶、河南等省各州县征收钱漕税课，百姓欲搭交官票而官绝不允许，或收现银或照现在银价核收现钱。在大钱方面也是一样，最初规定实钱1000文只交制钱00文，其余以八成大钱搭配，后来改为每1000文以大钱900文、制钱100文搭配。而在江苏各地，征收地丁、钱粮、盐课、关税，官府只收银与制钱，老百姓有以大钱输纳的，一概退回不收。不难看出，这种“但放不收”的掠夺性是十分露骨的。
其次，为了推广大钱、银票、宝钞，户部于咸丰三年（185）四月在京城奏准设立了第一批官银钱号即乾豫、乾恒、乾丰、乾益，俗称“四乾官号”，目的是用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所铸钱文作为“票本”，发行“京钱票”，用以发放八旗兵饷。咸丰四年（1854）十月第二批“五宇官号”即宇升、宇恒、宇谦、宇泰、宇丰的设立，是为了发行“京钱票”，以便收兑宝钞。户部之所以采用官银钱号的经营形式，是因为在当时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有成例可循。像在京城和各省城市中，有许多民营银号钱庄除发行“会票”、“期票”外，并经常发行“银票”、“钱票”。内务府从1845年起，就在京城设有天元、天亨、天利、天贞、西天元五座官号，仿效民铺行使银钱各票，运用发行所得利息，作为内务府进款，以增加皇室收入。因此，当筹议第一批官号时，清朝统治者就认为京钱票兑换的发行，乃是一个不必抑勒驱迫，而财源已裕于不觉的办法，与大钱、票钞等的强制通用，可以相辅而行。并且考虑到，发行之初，商民必定纷纷取用现钱，因而必须先示商民以不匮之钱，然后，一等到京钱票稍为流通开来，就把作为兑换票本的实钱收回，这表明一开始就准备做空头发行。乃至第二批官号设立后，才进一步使大钱、铁钱、宝钞与官银钱号的京钱票联系在一起，并导致宝钞和京钱票两种纸币一齐扩大发行。
清政府在京城设立官银钱号，推行大钱、宝钞，认为已有成效，实在是裕国便民的良法，“久久行之，利国利民于无穷尽也”，于是，命令各省“参与京城办法一律通行”，并于咸丰四年（1854）五月再次命令各省速立官钱局。从185年至1855年，京外各省如福建、陕西、江苏、云南、四川、山西、热河、直隶、湖北、江西、浙江、山东、河南、安徽、吉林、甘肃等省城或重要府县，都先后成立了这类官银钱局，招商承办官钱票，发行“局票”，推广大钱票钞。
但大钱甫经发行，即因“折当过甚”、“有整无散”，且因铸造中偷减工料而不能畅行。如京城宝泉局铸造的大钱，六月间，尚且光洁厚重，至七月间全经过锉边，而且其中有大量破缺的钱。直隶宝蓟局则减轻铸钱分量，当1000文原重5钱，减铸为钱5分。同时还削减了铸钱的工序，以致散放时商贾不肯行使，兵役不愿承领，甚至引起商民罢市。大钱发行以后，还不到一年的光景，盗铸纷起。通州所管辖的张家湾以及长辛店附近的西山之内都有私炉鼓铸，甚至明目张胆，公然设炉于白昼闹市之中。地方官畏其人众，不敢查问，这是因为制钱每1000文重10两，熔化可得铜60两，用来铸造当1000文的大钱，可铸造0千。利之所在，人尽趋之，以致京城炉匠所用的风箱沙罐都纷纷涨价。
当时，华北各地私铸及贩运盛行，甚至在北京城内，正阳门外也有人私铸，已经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1854年7月18日和0日），清廷接连两次发布上谕，督催刑部从重拟定私铸及阻挠大钱行使者罪刑。例载私铸铜钱10千以上，或虽不及10千而私铸不止一次者，为首及匠人俱拟斩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者，俱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其铸钱不及10千者，首犯匠人俱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及知情买使之犯各减一等。至此，各加一等，私铸当100以下大钱案内，为首及匠人如数在10千以上，及虽不及10千而私铸不止一次者，即行正法，私铸仅止一次，而为数又在10千以下者，仍问拟斩候，人于秋审情实，即无论钱数、次数，皆处以死罪。对于为首阻挠任意折算的商民人等，于违制杖100罪上从重加等，拟杖80，徒年，再加枷号个月；为从，杖60，徒1年，加枷号1个月。
清廷虽屡颁严刑竣法，却遏止不住私铸狂潮。时至咸丰五年（1855），通州所管地方及长辛店附近，西山之内，仍有私炉窃铸当10大钱。通州、霸县、大兴、榆林等州县屡获私铸人犯。行使大钱照旧任意折算，甚至议论沸腾，一概不使用大钱。而私造小钱，俗名“水上飘”的，反而通行无阻，较大钱易用，以致兵民虽有大钱，无处买物，困苦不堪，甚至有手持大钱站在道路上痛哭的。因大钱行使不便，铁钱不能使用，屡次发生护军、苏拉（清代内廷机构勤务人员）、官学生扣阍（即拦舆告御状）事件，甚至宗室亦有纠众横行，劫夺仓米，犯案累累者。铁钱的发行，使社会秩序混乱到了极点。银票和宝钞的发行，也引起了社会震动。清政府将大批不能兑现的钱钞强制投入流通，阻塞了流通渠道，引起了市场混乱。京城大商小贾奔走相告，普遍担心毕生贸易所积锱铢，异日悉成废纸，拒绝使用钱票，或故意提高价值，或以货尽为由拒绝出售。人们持钞入市买不到急需物品，只好折价兑换，刚刚发行的宝钞1000文，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仅相当于七八百文制钱。在京城生活的八旗兵民别无生计，所领钞票不能买物，生活骤形困窘。如果强欲买物，必致争吵，滋生事端。因市场混乱，终日吵闹不休，当时人称“钞票”为“吵票”。
钞票的发行给各级官吏造成了贪污的绝好机会。京城各衙门和外省各州县之所以不收钞票，目的是藉买票以肥己。京城各衙门以银买钞票，按五成抵交抵放，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二千四五百文，而以银买钞票只须000文，每两可获利四五百文。获利如此之巨，以致户部井田科也出现收受旗租，抵换钱票的案件。各省则百姓之完纳仍是用银，州县之报解则以银易钞。以当时银价与钞价计算，每银一两易钞一两，可长至二三钱。直隶河间府景州征收制钱，然后贱价收买景州营钞，每钞银一两按京钱000文收买批解。贪官污吏藉大钱宝钞营私舞弊，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农民的剥削，也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反抗。咸丰六年（1856），直隶发生文生马国枢京控州县征收钱粮，不收宝钞之案，河南省则抗粮杀官纠众之案层见叠出。
大钱和钞票的行用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尤以北京为最。咸丰四年（1854）夏天麦子大丰收，七月，北京城外每斤麦面不过制钱十六七文，而城中则每斤售价为三十七八文，其他各种食物也同样昂贵。其原因是，清政府在京城内强制推行大钱，而畿辅州县尚未通行，农**麦入城换回大钱不能使用，因而裹足不前，使外来粮食日益减少，粮店因而纷纷歇业。南城数日之间，粮食铺关闭50余家。物价昂贵异常，兵民益形困苦，京城军民身无衣、肚无食者不知多少。各种铜大钱发行不久，城乡交易或任意折算，或径行不用。如当1000文大钱只作七八百文或五六百文售用，当500文大钱作三四百文售用，因为折当过多，私铸益众，窒碍难行。当1000文、当500文大钱被迫于咸丰四年（1854）七月以宝钞收回，当00文、00文、400文的大钱也同时停铸，当100文、50文的大钱于1855年停铸，其后市上流通的只有当5、当10两种大钱。
咸丰五年（1855），清政府为了强制推行当10铜铁钱，颁布法令，规定：“嗣后无论何项买卖，及赎当、还债，均令将铜铁当十钱文与制钱一律使用，不准藉口挑斥，阻挠不使，其银市交易，尤不准另定价值，致大钱制钱互有低昂”。并派巡防兵役各处认真访拿。尽管如此，京城大小铺户及各项买卖，于当10铜钱藉口花漏，百端挑剔，不肯一律行使，旬日之间，又间有挑拣铁钱者，闾阎颇形纷扰。
由于市民对于铁大钱多不愿使用，咸丰七年（1857）正月，为了强制推行当10铁大钱，清廷再次发布上谕，重申咸丰五年章程规定，不行使铁钱者，“初犯者枷号示众，再犯者发极边烟瘴充军，遇赦不赦”。但当即遇到京城商民的抵制，所有米店及零卖食物铺户大半关闭，纷纷罢市。受害最深的还是贫苦的市民。若以当10铁钱买物，则得滥恶货物。即如白面一项，如用当10铁钱购买，不但价昂5倍，而且商人竟于面中掺杂，至令不堪食用。佣工者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时有情急自尽者。
当10铜大钱也遭到了铁大钱同样的命运。直隶强制命令，交易可以行使大钱三成，而市面上即索价加三成，暗中折算除去三成大钱不计。京城商民挑剔当10铜钱愈出愈奇，贫民持钱入市，每大钱1串，可用者不过二三百文。清廷再次发布上谕，著以严刑推行铜当10大钱。然而，枷责既不知畏，劝谕亦复罔闻。这种对当10铜钱几至折二折三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咸丰八年（1858）。咸丰九年（1959）四月间，当10文大钱竟达到当1文大钱使用的地步。直到八九十年代间，京城虽仍行使当10铜大钱，但每枚仅抵制钱文而已。至于银票宝钞，因为清政府采取了不兑现、无限制滥发的货币政策，在短短10年内，银票发行980余万两，宝钞发行711.万串，致使银票和宝钞如同铁大钱一样，也未能逃脱被废除的噩运。至咸丰九年，银票1两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不及实银钱5分，价格跌落了75%以上。至咸丰十年（1860），宝钞每枚值京钱00文，银票每两值京钱400文。京钱每文相当于制钱1文，即每钱钞的1000文相当于制钱100文或150文，而每两银票相当于制钱00文，价值均下跌了90%左右。
在华北各省，银票和宝钞贬值更显得急剧。在河南省城，咸丰五年夏，官票银1两仅能易制钱四五百文，宝钞1000文开始尚能兑换制钱**百文，到了秋天，只能兑换制钱四五百文，商民尚且不肯收买。在直隶各属，由于大力推行官票、宝钞，使票钞大量散归于商民手中。到咸丰七年（1857）时，这些虚票的价值率多折减。至咸丰十年（1860），省钞每串不过值京钱100余文，合制钱不过几十文；在河东道所在的山东济宁州一带，宝钞开始行使时，每1000文尚可易钱六七百文，咸丰七年时，仅易钱00余文，到咸丰八年春，随着价值日低，全部成为废纸。
由于银票和宝钞发行彻底失败，咸丰十年春，惠亲王绵愉会同军机大臣、户部堂官联合上奏，承认“造钞无已弊端百出”，决定停止所发钞票，得到皇帝的批准。但是，钞票的停止同它的发行一样，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首先，因为户部先张贴告示，宣布将废钞票不用，使民间惶惶不安，纷纷把手中的钞票抛向市场，使票价暴跌，银票几乎成为废纸。宝钞则由每1000文兑换制钱五六十文，很快跌至十余文，后来干脆都不再使用。第二，清政府拒收大量贬值的钞票，以种种借口推托回收的责任。咸丰十一年（1861），因商人以户部官号为名，畅开私票，清廷谕令罚款清理，并于同年撤销宝钞总局分局。但民间因为京内外官吏的抑勒，每1000文宝钞回收时价值不到发行时的10%，使商民蒙受巨大的损失。
咸丰十二年（186）六月，清廷正式下令：将直隶、山东、四川、河南等省应征地丁、旗租及各关税课全行停止钞票，改收实银。所有已发银票，由京外捐局陆续收回。实际上，这些银票大部分已退出流通，即使未退出的银票也不可能完全以纳捐的形式收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