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是在太平军兴后清廷财权下移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重要税种，太平军兴前，清政府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收支之权秉于户部，地方财权被严加限制。以湖北一省地丁钱粮为例，清康熙二十四年，存留比为0.9%，乾隆年间为9.88%，至道光七年，湖北应征起运额银“八十七万九千七百六十一两一分三厘”，存留额银仅为“一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两六钱九分”，存留比降到了历史的新低值。太平军兴后，由于军费激增，中央财政极为窘迫，至咸丰三年，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有二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八两。为应对危局，清廷被迫将部分财权下放地方。咸丰三年六月，咸丰帝谕令各地督抚：“其各就本省地方情形，力筹济急之策，权宜变通，其势不得不然”。咸丰四年，清廷下旨允许各地“以本省之钱粮，作为本省之军需”，赋予地方政府动支、截留钱粮盐漕等款项的权力，并以“就近筹粮，兵丁得沾实惠”鼓励地方政府开辟新的饷源。
太平军兴之初，仿照户部及各省成例，湖北历任督抚采取种种手段筹措军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鼓铸大钱与推广捐输。咸丰四年十月，曾国藩率湘军收复武汉三镇后，湖广总督杨霈指令在省城宝武局招募匠人，试铸大钱，至十二月，“已得各色大钱合常钱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五串”。但此举难以维持，咸丰五年后，湖北除少数当十大钱仍在流通外，鼓铸基本停止。因方法易行且初期收数丰厚，捐输一度成为湖北的主要筹饷方式，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派人四处劝捐外，荆州将军也获得以捐输筹饷的权力。但是，由于劝捐的对象以缙绅阶层为主，自咸丰三年起，湖北多数州县陷于战乱，富户纷纷出逃，至咸丰四年，捐输收数锐减。因鼓铸大钱与捐输等手段纷纷失效，清政府亟须开辟新的财源，厘金即产生于这个大背景之下。
咸丰三年（185），雷以諴以刑部侍郎帮办扬州军务，负责为江北大营筹措军饷。是年夏，雷以諴用幕僚钱江议，于扬州里下河设局，对米行商贾行捐厘之法，定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等镇米行，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咸丰四年三月起，其法推行到里下河上下游各州县米行，并对各业大行铺户一律照捐抽厘，大致值百抽一。当年下半年，江南大营在镇江、丹阳等县相继设卡抽厘。厘金制度的出现，不但可以弥补当时国内常关因战事而损失的收入，且厘金局卡有“因地制宜”设置的灵活性，各地督抚通过广设局卡抽收的巨额银钱，有效保障了镇压太平军的经费。此外，厘金作为一种商业税，直接伤害的是商人的利益，再由商人将损失间接地转嫁于百姓。对比鼓铸大钱之类直接掠夺的手段，就普通人民而言，显然更易接受厘金，故厘金制度创立不久即被清王朝在全国推广。
咸丰九年，曾国藩在保举胡大任的奏折中明言：“四年闰七月，臣国藩率师人鄂，委办捐输转运，接济军饷。臣林翼于五年正月由九江援鄂，胡大任同在籍绅士，倡率董劝，办理厘金，奋勉出力。
经过近一年的试办，咸丰五年十一月，胡林翼会同湖广总督官文上奏，以户部咨抄江苏泰州、仙女庙等处抽厘章程为参照，核定湖北抽厘章程，“湖北向称繁盛之州县，饬令地方官因地制宜，设局抽取试办之”，在湖北正式创制厘金。分析咸丰年间湖北的厘金制度，择其要旨，有以下六端：
一是区分厘金税种。在胡林翼、官文制定的章程中，厘金税种分为三项：落地厘、门市厘、出产厘。落地厘是对外省进入湖北销售的货物征收厘金，出产厘是对湖北本省出产销往外省的货物征收厘金，门市厘则是对日常交易商品征收厘金。出产厘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属于活厘；落地厘和门市厘则为交易税，在销地征收，抽之于坐商，属于板厘。除以上三个税种，一些临江的市镇，如沙市、新堤、鄂州，另设水卡加收过江厘。过江厘为“不起坡搬堤，只由荆江经过，不到内河，故从落地厘酌减半中之半”，亦属于行厘。从后来实行的情况看，湖北一省除施南一府外，其余各地皆抽厘助饷，在三种厘税中，行厘的收数远大于板厘，以至同治七年门市厘因收数微薄、“不无苦累”，而率先被裁。
二是规置征收机构。胡林翼、官文在省城设立盐茶牙厘总局，总管全省厘金事务。在各州县及省内交通要隘如宜昌、虎渡口、新堤、岛口、陆溪口、调弦口、老河口、樊城等地设立分局、水陆大卡，对出入境货物征收厘金。这些征收机构有的因抽厘而新设，专司抽厘，有的则是利用各地办理牙帖捐税机构兼办厘金，各分局、大卡所需经费，如“纸张、薪水、伙食、口粮、运脚”各项，采用郝穴等地试办厘金之法，每收厘金十二文，准支用二文作为经费。门市厘则由各地“公正绅士”查实各商户的日常营业额，或半月、或十日收缴一次。咸丰六年十一月前，由于省城武昌及鄂东地区一直被太平军占领，直到咸丰七年牙厘总局才得以设立于武昌，鄂东各地的分局、大卡迟至咸丰七年后才先后设立。除征收厘金外，各地厘局在咸丰年间还兼具其他功能：一是采买各种军需用品，二是充当临时兵站。
三是以士人司榷。咸丰七年初，胡林翼决定以士人司榷，“当将各属抽厘事务，另延公正绅士实心承办、不许州县丁胥经手，以防弊端”。胡林翼“用士人司榷”仅为表面现象，其动因在于，对比由吏部任命的州县官员，没有实职的士绅既易驾驭，亦可随意改委，更有利于督抚向下掌控财权，王家璧亦谓“且楚厘务，多系道府大员督办，委员亦多系候补及曾任州县佐贰之员，其不尽用实任、本任者，便于稽查改委耳”。“用士人司榷”的实质在于高度集权于省局，通过设局委绅，将办理厘金的主导权由州县官收归督抚，既简化了中间环节，也破除了地方官、吏、绅利益一体化，改变了过往钱粮征解过程中因层层递解而被挪用侵蚀的局面。（未完待续）